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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节 汉语拼音为什么和英语读音对不上号（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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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是中国人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学习语文要用，办理证件要用，出国生活也要用，但是它却给很多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烦恼——老外似乎并不习惯汉语拼音的读法，如Xing（邢）先生老外就鲜少能读对；Quan（全）小姐可能被读成关小姐；北京的复兴门最倒霉，Fuxing的拼写可能会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

就连著名大学似乎也对汉语拼音有抵触情绪。北京大学不叫BeijingUniversity而要叫PekingUniversity，清华大学则是TsinghuaUniversity，厦门大学最厉害，直接用了个让人不明所以的AmoyUniversity。

汉语拼音为什么和英语读音对不上号？而这些大学的拼音又都是如何来的呢？

各国文字有着不同的书写系统。一旦有人要和使用不同文字的其他人群接触，那么出于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乃至学习对方语言的考虑，把本国文字以另一种文字的形态转写就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多数主流拼音文字来说，字母之间都有相对明确的对应转化关系，设计一套转写方案相对容易。古罗马时期罗马人和希腊人交流频繁，就产生了一套标准化的以拉丁字母书写希腊语词汇的方法，两种文字的转化几乎完全程式化，如希腊字母Γ、Δ、Η、Θ、Ξ、Ψ在拉丁文中就分别转为G、D、E、TH、X、PS。

但是汉字并不是纯粹的表音文字，因此在文字上和一种拼音字母建立对应关系并不现实。

直到近代之前，中国人自己也鲜少有使用拼音的需求——历史上用拼音文字表示汉语的情况并不常见，一般只出现在由于各种原因游离于主流汉文化外的族群中，如部分西北地区的回族人在内部通信时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汉语，即所谓小儿经。

1899年在塔什干出版的一部伊斯兰专著。阿拉伯语原文下面补充有用小儿经标记的汉语译文。

因此，早期汉语拼音的设计者和使用者主要是外国人，只有极少数例外情况，如敦煌被吐蕃占领时期当地汉人用藏文字母拼写汉语。

至迟在汉朝，中国就开始和文字不同的异族交往。他们将汉语的发音用自己的文字记录，形成了拼音的雏形，如往来中国的粟特胡商将店拼为tym，前来广州的天方商人则把广州拼作khanfu（广府）。

但是这些早期拼音非常零散，并不系统，只是对需要的人名地名或汉语借词进行转写，并没有对汉语进行整体的拼音化。汉语拼音化真正走上正轨，还是从明朝开始陆续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功劳。

为了向中国人传教，西方传教士热衷于学习汉语。学习汉语可能尚算容易，学习汉字则门槛极高。于是西方传教士想出了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并编纂字典以便学习的方法。

最早对汉语进行系统性拼音化的传教士为利玛窦和罗明坚。他们在1583年至1588年间编写了汉葡字典，并用上了自己设计的汉语拼音方案。该方案奠定了日后传教士汉语拼音的基础，但传播不广，很快就湮没无闻了。

影响力较大的则是1626年由传教士金尼阁编著的《西儒耳目资》，它反映了明朝后期官话的读音。由于是传教士为西方人学习汉语方便所创，金尼阁又是法国人，因此《西儒耳目资》拼音较为接近法语以及拉丁语的正字法，如然的声母用j表示，后鼻音韵尾则用-m表示（双拼写为xoam）。

金尼阁之后，传教士纷纷设计起了自己的拼音。这些由传教士设计的拼音和金尼阁一样，也主要是为西方人学习方便，因此根据传教士自身来源、在华所在地等因素，这些拼音也有着不同的拼写。同样一个「庄」字，英国人写chuang，法国人写tchouang，荷兰人更是能写出tschoeang来。

不过这些拼音方案也有共同特征，如对汉语的不送气清音和送气清音用附加符号区别，如波颇、多拖、戈科的声母分别写为pp』、tt』、kk』，在西方语言中一般用来表示浊音的b、d等字母因汉语官话中没有严格对应的音而往往被弃之不用。

大量在非官话地区活动的传教士也设计出种种方言拼音，特别在闽语区，传教士设计的福州话平话字和闽南白话字流行甚广，并被用作在当地办学的教学工具。闽语和其他汉语方言相差较大，写不出字的词很多，用汉字书写口语困难，不少当地民众甚至把这些拼音当作了主要的书面交流工具。直到20世纪50年代，林巧稚大夫在进行对台广播时仍然使用传教士创制的闽南白话字撰写讲稿。

海南话版《创世纪》，反映了早期海口府城口音

但是这些拼音的流传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往往只能传于一时一地，难堪大用。真正有全国性影响的拼音方案，还要到19世纪末才问世。

1892年，英国人翟理斯修订完善了威妥玛于1859年设计的拼音，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威妥玛拼音。威妥玛拼音和现代汉语拼音在不少地方已经相当类似。如用ao表示奥，ch』表示产的声母。与之前的诸多拼音方案相比，威妥玛拼音系统简洁统一，表音方便准确，很快成为第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

虽然威妥玛拼音是现行汉语拼音出现前最普遍的拼音，但是如果按照威妥玛拼写，北京是Peiching，厦门是Hsiamên，清华则应该是Ch』inghua，并非这些学校现在常用的名称。Peking、Tsinghua、Amoy的由来另有缘故。

1906年，在上海举行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要求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法进行统一和规范以方便通信。在此之前，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已经要求各地邮政主管确定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赫德希望各地能用地方音拼写，但各地邮政局长则往往用已经通行的威妥玛拼音交差。

当时中国邮政系统高层由法国人控制，威妥玛拼音英文色彩浓厚，不为法国人所乐见，因此在1906年的会议上最终确定了一个混合系统的拼音方案。这个拼音方案引入了大量北京话中已经消失，但是在老官话中还存在的发音区别，如分尖团（青岛Tsingtao、重庆Chungking），保留入声（无锡Wusih、广西Kwangsi）等。对闽粤地区的地名，则依照赫德的指示往往用当地方言拼写，如佛山Fatshan、肇庆Shiuhing、厦门Amoy（今天的厦门话门读mng，但是早期厦门话更接近漳州话，门读mui，故拼为moy）。这套拼音方案即所谓的邮政式拼音。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厦门大学的英文名如此奇特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都采用了邮政式拼写，其中Tsinghua为老官话拼写的清华，Amoy为闽南语的厦门。

而Peking就更加特殊，它并非老官话中北京的读音，也不是方言音，而是北京的外语惯用名——依照邮政式拼音的规则，对有惯用名的城市，邮政式拼写继续沿用已有的外语惯用名。

所谓外语惯用名，即某地在外语中有一个和来源语不一样的名字。这种现象并不算罕见，如英语中中国并不用Zhongguo而用China，埃及并不用Mi?r而用Egypt，而德国则以Germany称之，不用德语自己的Deutschland。

外语惯用名的形成一般是因为该地非常重要，因此说外语的人在长期使用中并不遵从该地所说语言中对它的命名，而用自己早已习惯的叫法。

比如英语里面绝大部分外国地名都遵照来源语言的拼写，但欧洲各国的首都往往例外。临近英国的法德等国名城多早为英人所熟知，也往往拥有惯用名，意大利长期作为欧洲的文化中心和商贸要地，也不乏有惯用名的城市。而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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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英国殖民地，和英国交往密切的印度，不少大城市在英语中也有惯用名。

城市部分名与英语惯用名对比

部分首都名

哥本哈根

K?benhavn

Copenhagen

布鲁塞尔

Bruxe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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