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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文化的意义（第1页）

我们做事的效率主要取决于我们做事时的专注程度。

我们怎能期待管理者和监护人，

培养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

他们必须是爱好音乐的人，

易于激动，又十分敏感。

陆地的景色和美丽的蓝天，

还有人们的交往。

但，对于他本民族的文化内核而言，

将把过去熔铸进未来，

而今后他自身的命运将彻底改变。

“雄心”这个词在今天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当整个世界的人们都在疯狂追权逐利时，文化修正了成功理论的内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成为权力的囚徒。一个博闻强识的记忆就可以使人成为活历书；一种击败对手获取胜利的论辩天才，就足以造就一个雄辩家；而获得金钱的雕虫小技，又将使人成为守财奴，即成为金钱的奴隶。文化往往借助于对抗居于统治地位的权力，或是借助于富有吸引力的社会地位的力量，来削弱人们对权力的这种狂热。因为，在许多人眼里，权力是成功的见证人。

人们奋斗的任何业绩都不能只归功于大自然的慈悲和恩赐，而是奋斗者们付出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换来的；这些业绩也就成为奋斗者所付出的牺牲和代价的聊以自慰的补偿，或是成功后的自豪。然而，这种牺牲和代价是巨大的。打个比方，假如他想要获得一只小拇指，他就要使自己付出胳膊和大腿作为代价。而任何在某个领域过度集中的权力通常都要以在毗邻领域内的缺陷作为补偿。

我们做事的效率主要取决于我们做事时的专注程度。一个知名人士降临我们这个世界后，在他存在的场合下，大自然通常带着偏见赋予他过重的负担，旨在“劳”成大业者的“筋骨”，这就意味着要牺牲他工作能力的另一半。

据说一个人同时能写不止一本书；而每个人都有一个缺点，这就是总要乞求“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以名垂青史。内科医生圣克多鲁斯花费他毕生的精力在一架天平上，这架天平的功能就是为他称量食物。我曾经见过一个人，他认为英语国家的首要祸害源自对音乐会的嗜好。不久前，一个共济会员开始致力于解释这个国家，解释华盛顿将军的成功，他认为，华盛顿将军成功的首要原因是他得到共济会的帮助。

但是，比在只有一根弦的竖琴上弹奏乐曲还要糟糕的是，大自然通过在自身的有机系统中给予个人自身价值高度的自负来庇护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是社会的瘟疫。有各种各样的利己主义：隐晦的利己主义和明朗的利己主义，神圣的利己主义和滥用的利己主义，粗糙的利己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它们就如同降临到所有体质健康者身上的疾患，必将损害这些健康的有机体。

就被内科医生称之为“舞蹈病”的瘟热而言，其患者时常会出现在一个地方转圈或持续不断地慢慢旋转自己身体的症状。难道这就是利己主义这种痼疾的形而上学的变种？这种病人沿着一个圆形转身靠的是他自身的天赋。这实际上是陷入了对转身行为的欣赏，以至于将自己封闭起来，失去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是所有人头脑中共有的一种倾向。它的一种否定形式是渴望得到人们的同情。

这些患者们习惯于让他们的痛苦招摇过市，他们经常从自己的伤口上撕下包扎的药布，以暴露他们可以示人的痛苦和罪过，于是，便唤起了你对他们的怜悯和同情。他们喜欢这种病态，因为，肉体上的痛苦将使他们从旁观者那里获得可观的利益，正如我们经常看到孩子们那样，当他们发现自己身无分文时，一旦有大人走过来，他们就咳嗽个不停，直到哽咽，以引起大人们的注意，从而获得帮助。

这种温热病是对哲学家、艺术家和发明家等所谓天才的一种鞭笞。同样，再著名的巫师也将无力使自己的言行超然世外，而只能直面现实，无论它多么复杂棘手。请注意这种人，他们通常说：“我是处于生病的前夜。”

鉴于这种习惯经常诱发人们对它的幽默感，而且，通过对病人实施审慎的治疗，使他停止在更狭窄的自我主义的小天地里自言自语，并将他们从上帝那充满欢乐但又易出错的男女信徒的世界里排除出去，这是一种快速的惩罚。

在这方面，宗教文学有许多著名事例，而如果我们查阅一下我们自己手中的诗人、批评家、慈善家和哲学家的名录，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染有这种水肿和橡皮病。这是我们应该提出、讨论的问题。

这种利己主义如此普遍地存在于许多知名人士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必须推测大自然中可能存在某种强大的必要性，那就是不能让尘世间任何凡人的人生完满无缺，这是一种有益的推测和尝试；正如同我们在性吸引中所看到的场景那样。物种的保护就是一种这样的必要性，无论是当它面临私欲极度膨胀的贪婪的危害，还是当它冒长久犯罪的危险和失去正常秩序的威胁，大自然都会慷慨地为其提供保护。所以，利己主义就是深深地植根于这种基本的必要性的，也正是凭着这种必要性，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的存在价值。

这种个性不仅不与文化相悖，而且是文化的基础。每一种自然价值都是它自身权利的存在形式，而我们面授的学生一定会从他自身的文化修养中获得无往不胜的天资，凭借这种天资去读各种各样的书籍，去从事艺术活动，去掌握各种技能技巧，优雅地参与社交活动，但又不慑服和迷失其中。他无非是个修养好、追求目标高的人。而文化终归不但不会伤害这样的人，连上帝也不允许伤害这样的人！相反，倒可以通过训练消除人生成长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及其混合体，最终，除了纯粹的权力，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我们的学生必须有一种气派和目标，那就是努力争取成为他自己专业领域内的专家。但是，一旦实现了这样的目标，他就应该把它置之一边，继续前进，争取实现更高的追求。他必须有一种宽容精神，有一种自由地思考问题和不受约束地考察每个事物的权力。

然而，这种私人爱好和个性往往被夸大，以至于如果人们要找一个合作伙伴，而这个伙伴研究考察任何事物都不是由于个人情感和自我认同，而是出于他人的缘故，你就会发现真正能令他们满意的人是极其罕见的；而绝大部分人饱受冷淡乏味和毫无兴趣的折磨，只要他们的目标与他们个人的爱好不相关联，矛盾就将爆发。虽然他们在这些人面前经常谈论自己的目标，但在私下里，他们时刻反思自我。他们的虚荣为这些令你钦佩的人设下了一些陷阱。

但是，当一个人发现他自己的经历中所具有的对人类生活情趣的局限性之后，他就会保持与他的家人交流情感，或者与一些伙伴交往。这些伙伴或许以丰富的个性特征驰名乡里，但正是这些多样化个性帮助他克服自身的局限性。

在波士顿，人生问题被称作是幼稚的小儿科式的问题。你亲眼见过阿尔斯顿先生、坎宁博士、亚当姆斯先生、维伯斯特先生和格林纳弗先生的尊容吗？你亲耳聆听过埃活瑞特、加里森、泰勒神父和西奥多·帕克的演说吗？你与马修斯·特宾维尔、萨米特赖维尔以及拉克夫鲁皮斯亲口交谈过吗？如果是这样，你就可以死而无憾了。

在纽约，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转换为另外一种稍微成熟一些的问题：你亲眼目睹过一些律师、商人和经纪人吗？或者两三位学者，两三位资本家，两三位报社编辑吗？纽约宛如一个被人们吸食过的大橙子，当我们已经充分展示自己那一打本土的或外来的个性时，所有的交流和效率都走到了它的尽头，而正是这些本土的或外来的个性标识了我们美国人的存在。我们从不期望任何一个美国人成为另一国人，也不期望任何一个美国人缺乏生气和热情地模仿那些英雄的形象。

生活之路并不总是那么平坦宽阔。作为十年后再次在一家俱乐部或公司共事的文化精英，如果某种洞察力和沉稳品质能够使他们易于做到心胸坦荡，于是那种精神错乱般的忏悔便出现了！

我们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事业，从关税法到民主制，从辉格党党章到废奴运动，从节欲主义到社会主义，所有这一切都将表明，它们本身就似痛苦之根和暴怒之源；而我们的智慧作为一出顽皮的恶作剧，就像那些作为猎物被追捕的鸟儿一样，从机遇、真理和诗歌中表现的可爱的社会中被轻轻地抹去，永远地消失；而只有当他现在成为令人厌烦的人和神经麻木的人，捕猎者才会放松它的魔爪，人类冷静的洞察力才会苏醒。

文化来自某种大智慧的建议，它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亲近关系领域，通过这个领域，他就能够调节来自任何专家声音的粗暴干预——这种声音以他的标准来衡量，虽单调乏味却居于强势话语的地位，并帮助他人与他自己对抗。文化恰好可以补救这种粗暴干预的副作用，推动社会关系的平衡，使智者与普通人平等地和谐相处，在全社会重塑人的同情心，并警告那些离群索居者和厌恶现实生活的人，他们的行为是危险的。

正当一个人骑马、乘船、看剧、吃饭、看书时，你向他请教问题，或无论他何时出现，你总是关切地将谈话转向他以受溺爱而著称的小孩，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对他的恭维，不如说是对他的诋毁。

在我们祖先的古斯堪的那维亚的天国里，雷神托尔的房子有五百四十层，而将来人类的房子可能真有五百四十层。这种设想的最杰出之处是便于调整，易于转换，通过社会的许多连接点，拓宽对比度和各极的端点。文化扼杀他的夸张言词，以及关于他的村庄和城市的幻想。当我们上街，在一个富有良好意境和氛围的宽阔广场上与人们相会，必须把我们的宠物放在家里。在人类所有活动中，没有一种行为值得以放弃或丧失诚实守信作为代价。这是我们为那些被称作高雅艺术和哲学的富于想象力的商品所付出的令人痛苦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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