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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海关奇遇 CHAPTER 5 STRANGE CUSTOMS（第2页）

确信没有其他人注意到我们，我略微提起纸袋，让他从下面偷瞄，企鹅和男孩默然对视了一会儿，我觉得他俩似乎在无声地交流，用一种只有孩子和鸟儿听得懂的语言。

最终，魔咒打破了，男孩的嘴里吐出了几分钟前我就很想问自己的那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带着一只企鹅呢？”

他知道多少？企鹅告诉了他什么？我试图回答他：“因为……呃……嗯，因为……”每当我开口，词句就会立刻蒸发，我为什么要用网兜把一只企鹅带到蒙得维的亚的市中心？我又试了一次：“因为……”

“因为你是英国人。”男孩小声提示我，同时会心地点着头。他的神色中甚至有点卖弄自己见多识广的意思。显然他说的是个陈述句，而非问句。

“听着，”我企图夺回主动权，“那些都不重要，我现在需要的是一只结实的塑料袋，好把企鹅放进去。如果你能帮我找一只塑料袋来，我就给你五十比索。”他直视着我的眼睛，看得出，他是在计算耗时同样多的前提下，留在这里擦鞋和帮我找塑料袋哪个赚钱多。接下来，他决定还个价。

“一百比索怎么样？”他说，脏兮兮的脸上露出顽皮的笑容，但我可不会轻易就范。

“当然可以——不过有个条件，你得自己把塑料袋送过来，交给我，在我喝完咖啡之前。”我说。得让他看看究竟是谁说了算！他没再说什么，瞥了一眼我杯中剩余的咖啡后就跑得没影了。

我悠闲地吃完早餐，很快便高兴地看到男孩拿着一只合适的塑料袋穿过广场向我跑来，我给了他两百比索，他拔脚就溜，乐得嘴巴咧到了耳根。

对于无意中发现了一只企鹅并且很快便莫名其妙地决定把企鹅带在身边旅行的乘客，定期往返于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Aliscafo（水上飞机），将为他们提供充足的思考对策的时间，从而帮助他们应付目的国海关关员的各种反应。这是因为水上飞机飞行时噪音很大，气流不断造成颠簸，本来就小的舷窗糊满污垢，所以乘客在路上没法欣赏风景，只能全神贯注地想自己的心事，与别人交谈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反而让我觉得庆幸），书也没法读。横穿拉普拉塔河的三个小时里，引擎的轰鸣和冷风的吹拂，成功地在我和周围的乘客之间制造出一道屏障，使我得以专心思考解决下一个潜在问题的方法：我先是想到了企鹅的天性，然后脑中慢慢地形成一个计划——当然，这又要感谢尤安·麦克里。我打算大摇大摆地过关，宣称“没有任何行李需要申报”，全程隐藏胡安·萨尔瓦多。如果企鹅不慎被人发现，我就解释说企鹅是候鸟，我只是帮忙把这只阿根廷企鹅送回他的祖国而已，因为这只不幸的企鹅偶然受了伤，在恢复期间只能由我暂时照料，伤好之后我会放他回归野外，可这毕竟只是我单方面的计划，如果布利诺斯艾利斯的动物园愿意收留他，那就再好不过了。“这种人道主义的救助行为，”我会反问对方，“当然不会违反任何规定的吧？”

我希望通过强调企鹅来自阿根廷，来打动怀有民族主义情感的海关关员。这是我从最近那次酒吧斗殴中学到的，但愿他们不要给我扣上企图实施生物恐怖袭击，或者未经许可进口外来物种的罪名。考虑周详之后，我又放松了不少，接下来就等仁慈的天意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了。不过，若说丝毫没有顾虑，是不可能的。

在当时，阿根廷的海关和出入境管制，与世界其他地方并无太大不同。如今的入境规则更宽松，个体获得的尊重更多，但那时候的海关可不是个好玩的地方。

我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的那些阴郁的移民局官员并不陌生。初来阿根廷的时候，我只有旅行签证，为了获得工作签证和居住在该国的许可，必须得到入境事务处的同意。当然，去阿根廷工作的外国人必须展示他们的知识和技能，证明自己在这些方面优于本地劳工，并且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一定的好处。年轻气盛的我自然吃惊地发现，获得工作签证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按规定，申请人必须在指定的时间，携带所有必要的文件，前往港口移民局的“工作许可”部门报到，当天没有被叫到号的人必须次日一早再来，重新排队，直到自己的号被叫到为止，达到目的之前时常需要坚持很多天。

尽管对于来自更发达地区的人而言，当时阿根廷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但相较阿根廷北边的那些穷国，这里还算是个不错的地方，所以总是有很多申请者去港口排队。不过，阿根廷不希望招收不熟练的外国工人，为了让滥竽充数者望而却步，他们规定的工作许可申请过程既漫长又令人不安。

缓解移民局带来的恐惧感的办法还是有的。例如，持有阿根廷企业发出的工作邀请的专业人士可以获得照顾，雇主可派一名员工代替他们递交申请，然而，对于不得不在港口排队的人而言，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行贿除外）。

圣乔治学院聘用了一位出生在阿根廷的退休英国人（杰夫）帮助外国雇员申请工作许可，只要给杰夫一点儿劳务费，他很乐意花上几天时间，拿着我的护照帮我去移民局办公室排队。只需耐心和毅力就能成功。然而，尽管排队这种苦差大都是杰夫为我代劳，但他实在没法过去的时候，我只能亲自出马。我们两人总共排了大约十天的队，几个月后，我才终于拿到了盖好“工作许可”公章的护照。

这一次，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港之后，我走进宽阔的大厅，紧张地加入了Entrada（入境）标识那边的队伍。我向一位空闲的边检员出示了护照和签证，他示意我到几位海关关员的办公桌那边去排队，那里已经排了很多人，数百名旅客拖着箱子踯躅而行。队伍最前面的人把所有的行李放在一张桌子上供海关关员查验，同时还要回答他们的问题。大厅里一直有武装士兵巡逻，他们警惕地监督着海关关员的工作——最近的军事政变迫使阿根廷实行戒严政策，以“铁拳”管束边境。

虽然紧张得喉咙冒烟，但我仍旧对自己的预先计划有信心，我拖着胡安·萨尔瓦多栖身的塑料袋慢慢向前走，姿态优雅，仿佛一只刚做父亲的企鹅，看护着面前的宝宝，一切都是那么的简单！

轮到我的时候，我把帆布背包放到上帝指派给我的那位官员面前齐腰高的桌子上。他是个精明和蔼的小伙子，身穿制服，礼貌地和我打招呼：“早安。”但我还没来得及回应，另一位关员就敲打着他的手表走了过来。“谢谢。”第一位关员对他说，然后便离开了。原来，第二位是过来接班的。这一番临时变动顿时吓得我心惊肉跳——命运女神，我感谢你全家。新来的关员体格肥硕，面颊松垮，下巴大得和脑袋不成比例，暗褐色的制服陈旧邋遢，因为太胖，衬衫最上面那颗纽扣没有系，领带散乱地套在脖子上，下嘴唇上黏着一支已经熄灭的手卷纸烟，原本灰色的小胡子也被尼古丁熏黑了，从下巴上灰白色的胡子茬儿来看，他已经有两三天没刮脸了。他戴着粗框墨镜，我无法看到他的眼睛，周围也没有其他的关员可供我察言观色，判断事态的发展。

“有什么要申报的吗？”他问。

“没有。”我对着他眼镜片上我自己的倒影回答。

“你去哪儿了？”他问，丝毫不打算放缓语气，让人听着舒服一点。

“我在乌拉圭住了一阵。”

在他眼中，我显然只是个来自欧洲的游客，毫无特别之处，所以他猛地把头拧向一侧，示意我可以离开了，我抓起背包，缓缓走开。我过关了！太棒了！感谢老天！真高兴！没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了，而昨天下午我还被各种忧虑的愁云笼罩着，现在连海关关员在我眼中都突然变得正常了，简直跟天使差不了多少。

然而，现在高兴为时过早，当时我还不知道胡安·萨尔瓦多会被我的情绪感染，抑或是那天我得意忘形，不小心踩到了他的脚趾头，无论什么原因，就在我放松地长舒一口气的时候，胡安·萨尔瓦多发出了我遇见他以来听到的第一声鸣叫——由三个音节组成，响亮而刺耳，穿透了纸袋。

那个瞬间，几百名旅客同时停止了交谈，整座大厅陷入可怕的寂静，每个人都扭过头来，想看看是什么东西制造了如此非凡的噪音。我感到寂静中透出危险的意味，几百双眼睛投射出带着温度的目光，打在我已然变得通红的脸上。突然之间，大家纷纷对我的个人事务产生了兴趣，而且，看到关员的注意力被我吸引过来，他们似乎也在为自己的那些黑暗秘密得到隐藏而感到庆幸。我仿佛看到所有的武装警卫已经端起枪来，走到我的身后，还掏出了手铐。

“那是什么见鬼的玩意儿？！”刚才放我入境的那位关员咆哮道，他现在变得十分警惕，宛如野兽嗅到了血腥味。他趴在桌子上，向下看着我放在地板上的纸袋，而我正打算把它藏起来。

“什么那是什么？”我说，企图拖延时间。

“就是你准备藏起来的那个袋子里面的东西！”

“噢，那个啊？”我说，“就是一只企鹅，我没打算隐瞒什么的！”我尽量表现得满不在乎和自信，然而，我自己也感到这么做并未达到预想的效果。巴士上的那件事，也许只会令人尴尬，而这里的事故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你不能把动物带进阿根廷！往这个国家走私牲畜是严重的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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