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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游记(第1页)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读过一本外国译著《八十天环球记》,来美国后还看了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虽然情节纯属虚构,却也十分引人入胜,不能不佩服小说作者超群的构思能力和创作手法。对麦琪来说,无论是读小说还是看电影,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在麦琪的生涯中有那么一天也会成为环球游记中的主人公,虽然自己周游世界的经历没有小说里描述的那样扑朔迷离,但故事情节绝无虚构,而且可读性还是很高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秋天,方慈应邀到“海上学府”教学,麦琪作为陪同家属也一同前往。“海上学府”顾名思义,就是在海上开办的学府,由台湾的一家远洋公司与美国匹茨堡大学联合创办,台湾方面负责提供船只设备和服务人员,匹茨堡大学负责保证师资力量和教学内容,每年春秋跑两趟,面向全美国招生。秋季的航线是从加拿大的温哥华出发后向东走,当船行走于海上的时候,“海上学府”和陆地上的课堂没什么两样;当船停靠指定国家码头的时候,师生们上岸,或是集体参观和考察,或是个人自由选择活动路线。船上开设的课程中,有不少内容是与在靠岸登陆的国家或地区组织的实地考察活动相结合的,所以在靠岸地点的活动不仅使人有机会领略各国风光,同时也能直接对当地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来一个脚踏实地的“现场调查”,机遇确属千载难逢。所以,为了此次能借方慈的光做一次环球旅游,麦琪做了停职留薪的决定,牺牲三个月的工资在所不惜。

九月中旬的温哥华,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由一艘军事运输舰改装为民用海轮的白色“海上学府”,停靠在平静的港口,等候着从全国四面八方而来的师生员工和陪同家属,全船载员总共六百出头。招收的五百名学生中,绝大多数来自美国各地的大学,只有十来个外国学生,分别来自日本、瑞士和墨西哥;还有四个来自前苏联的学生是“海上学府”特别邀请的客人,他们的一切费用都是全免的,而其他学生必须缴纳一万二千美金,其中包括学费和食宿费。

来自不同城市的近七十名教职工及其他们的家属,全部被安排在甲板层的舱房。这是船上最好的位置,而学生宿舍都在甲板之下的船舱里,因此不能像在甲板上的人躺在床上从窗口观看海景和日出日落。22位教授中所分配的房间也有不同,方慈是最高一级的教授,房间里配备了浴缸,而设有浴缸的房间一共只有7间。

教授中与麦琪交往最多的是教汉语的林教授,原因很简单,因为船上除了麦琪她是唯一的亚洲人,早年从大陆去了美国。她的丈夫是美国人,两人生有一儿一女,家离旧金山不远。林教授是一个人来船上的,说儿女有工作来不了,丈夫怕晕船不愿来。林教授分配住的房间与麦琪相隔三个门,虽然她也是正教授,大概是因为她是单身一人,她的房间只有淋浴,而她却特爱洗盆浴,所以三天两头来麦琪的房间洗浴。

天海一线

启程离开温哥华的那天,天和日丽,岸上的人对着船上的人挥手告别,又喊又跳,船上的人向送行人时也是挥手告别,又嚷又叫,都处于极度亢奋状态。待喧嚣和兴奋终于平定下来后,船只进入大洋一路向东行驶。头天晚上,方慈把通了电源的闹钟定在早晨6点钟,第二天一早听到闹钟铃声便翻身起床,洗澡刮胡子,一切准备就绪,看看外面似乎天色还早,心中不免疑惑,再去看看那只电池启动的钟,4:40!麦琪躺在床上笑得肚子痛,方慈解嘲地说:“幸亏刚才还没有去饭厅吃早餐呢!”然后穿着睡衣又倒在床上继续睡。看来船上的电源供应是不可靠的。

天天能看到的只有天连海、海连天,无聊之极。偶尔出现一群海豚逐船而行,在水面跳跃嬉戏,惹得一船人大呼小叫,摄影拍照,争相观看,而后跟随而来的便又是难捱的寂寞和无可观看的海景,所幸船上大多数乘客是学生,正好把无聊的时光用在学习上。

“海上学府”秋季航线从温哥华出发向东进发,到达行程的第一站日本要走14天。这一段的海路很平稳,风平浪静的,人在船舱内根本感觉不到船在移动。只有躺在床上时,才会感到身体随着床在微微地晃动,一会儿朝左推动,一会儿又向右滚动,一会儿还来回摇动,好像在滚元宵,只是很轻很轻地,是一种很有趣的感觉。麦琪平时在陆地上也从也没有像方慈那样头一沾枕头便入睡的本事,在船上这样地摇来晃去的,就更难以入睡了,只能闭眼躺着,让身体放松,任凭它前后左右地摇晃去吧。虽然人站在船上没有感觉身体不平衡,但是每次走进洗澡间,都看见那瓶洗发露总是平躺在那里,把它竖起来放好,下次再进去发现它又躺倒了。

因为是一路向东走,时间便一直向前推移。自出发那天起,每日把钟表往“后”拨。头天晚上还是9月21号,第二天早上醒来就已经是23号了。这一天的风很大,船摇晃得很厉害,不少人从床上滚落下来,人们在船舱里走路像是喝多了酒,脚下不生根,东倒西歪的。麦琪开始晕船,只要从床上坐起来,头就晕得要命,只好躺下,而且连一点食欲也没有,更不用说看书了。船舱内走廊两边的扶手上插着供人们呕吐用的纸袋。船身倾斜厉害的时候,老师站不住只好坐着讲课,讲台上的教科书也连连滚落到地板上,学生们接二连三地跑出教室去呕吐。奇怪的是,方慈根本不受影响,既能正常讲课,还能保持良好的胃口,晚上依然是上床倒头就睡,麦琪睡不着想跟他聊个天连门儿都没有,只能独自唉声叹气。

船上的伙食都是自助餐,一天三顿随便吃,当然饭菜都是美国口味,没吃两天便腻了。尤其是早餐,林教授和麦琪特别想念大米粥和咸菜,看见满桌子的鸡蛋、火腿、香肠、培根和牛奶面包就反胃。这家远洋公司虽然是台湾人开的,船长和船员都是华人,但是厨师和餐厅服务员都是菲律宾人,想找他们要点中国榨菜是一种不可实现的奢想。

自编小报

每天晚饭前,麦琪总会从餐厅门口取一份“信息小报”。学生会为了活跃学生们的业余生活,编辑和打印了这份小报,每日一份免费赠送。麦琪象收集纪念品一样把它们攒起来,也算是对这次海上旅行的记忆。小报上的主要内容就是当天新闻和注意事项,在头条新闻的位置上经常刊登“教务长留言”专栏。教务长姓蒲浪宝,是个语言学博士,五十来岁,白白胖胖的像条吐丝的蚕,渐显谢顶的圆脑瓜和架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更衬托出他的文化涵养。麦琪对他的印象不错,也许是因为他的长相比较斯文的原因吧。教务长是携儿带女来“海上学府”的,老婆在船上的化学实验室里管理实验用具,女儿是海上学府的正式学生,儿子是上小学的年纪,每日里在大学生堆里混,到各个教室去串门,碰上感兴趣的就当一回“旁听生”。方慈挺喜欢这个机灵的小男孩,说他听课时比那些大学生们还认真,在方慈的“东方建筑学”课上还举手提问题呢。

这一天傍晚,刚出版的“信息小报”上照例又出现了“教务长留言”。蒲浪宝博士宣称,一定要消灭有人在船舱中心的自修区域里大声说话、影响他人学习的坏风气。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教务长已经强调过好几次,可就是有人把他的话当耳旁风。这回教务长看来是下了狠心,为提高人们的注意力,他在文中使用了一个非常粗鲁的比喻,说“在禁止说话的区域里喧哗”的行为就好比是“在教堂里放屁”。

第二天早饭时间,林教授照例和麦琪说说笑笑地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正谈到教务长出言不逊的当儿,忽见蒲浪宝站在餐厅的另一端与人交谈。林教授生气地绷着脸,用中文一本正经地说:“看,他正站在那里放屁!”

一句话把麦琪逗得趴在桌上笑得直不起腰来,方慈自然是没听懂林教授的中文,不知怎么回事,只会用他知道的一个中文词问麦琪:“什么?什么?”麦琪笑得都快喘不上气了,根本说不出话,只能朝蒲浪宝的那个方向指了指,方慈便明白了几分。这时蒲浪宝与人谈完话,转过身来环视四周,发现了方慈他们,便走过来停在桌边向三人打招呼。林教授故意装着没看见也没听见,低着头叮叮当当地用刀叉使劲地切着盘子里的半根香肠。方慈礼节性地对蒲浪宝招手致意,但刚塞进嘴里的面包堵住了舌头,一时说不出话来。麦琪觉得这样的冷场太尴尬,赶紧搜肠刮肚地找点什么说出来圆场,没话找话地说:“方慈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连‘放屁’这个词都不认识,这回还真得感谢你这位语言大博士了。”蒲浪宝没有听出(或是装作没有听出)弦外之音,脸上带着得意的微笑踱出了餐厅。

其实麦琪这句恭维之语真没掺假。方慈是五十年代末期以匈牙利难民身份去了美国,希望能就读加州的圣约瑟大学。可是方慈当时连一个英文字也不会说,学校招生办的一个胖女人在面试单上注明:此人为文盲,气得方慈恨不能给她那张胖脸来上一拳。最后谈判的结果是,胖女人做出了让步,让方慈立下军令状,如果到九月份还听不懂英语而不能坐进教室正常听课,方慈便自动出局。

船上趣闻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也为了能尽快得到学位,方慈学习英文用的是速成式学习法,把专业课本里的每一个字都查了字典注了音标,一字一句地死记硬背。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个月后,方慈果真能听懂美术史专业课了。但是社交语言是以后慢慢学的,所以有些英文词汇看似简单,他却的确真的不知道。

方慈虽说是个考古学家、美术史学家和博物馆学家,对世界时事政治十分感兴趣,大概与他早年在匈牙利政局动荡的生活有关,不管走到哪里也带着他的那个从中国买的袖珍短波收音机,在房间里有时噪音太大或信号不强,就跑到甲板上去听。有一天清晨,他从外面听新闻回来,笑着告诉还躺在床上的麦琪,说在甲板上碰到了正在巡视的台湾人船长。船长抱怨说:“你们美国学生也太不懂礼义廉耻了,你看你看,这避孕套扔得满甲板都是,成何体统嘛。”

早饭时麦琪在餐厅跟住在隔壁教自然科学的莱顿教授坐在一起进餐,闲聊中说起了这件事,莱顿说:“咱们连第一站日本还没到,校医说他带的三大盒子避孕套已全部用完了,半夜三更都有学生去敲他的门寻求避孕套。”然后莱顿还讲了一个在船上学生中流传的笑话。

白天的时间大部分用来读书学习,业余时间里学生们的活动中,最通常的几种就是泡酒吧、游泳、晒日光浴,或是到健身房去举杠铃、蹬脚踏车,再就是绕着甲板跑步。麦琪正在读博士学位的第二年,按照导师开的书单带了一箱子的书,所以白天也和学生们一样读书学习。晚上有时去设在船舱底层的“电影放映厅”看电影,或是看从船上的图书馆借来的录像带,再就是找林教授闲坐聊天。麦琪绝对不会去健身房,更不会像美人鱼一样穿着三点式泳衣在池水中凑热闹,实在没事干的话,就看小说、写信、记日记,或者到大客厅在那架钢琴上“乱弹琴”。弹的当然都是些中国歌曲,像“洪湖水浪打浪”啦,“松花江上”啦,“渔光曲”啦,自娱自乐也很能消磨时间。麦琪自己反正是闲解闷儿的,来往的美国人听不出门道来,大概真的以为麦琪是在乱弹琴,但出于礼貌也没有人对麦琪这“阳春白雪”表示过不满。不过有一次麦琪的“高山流水”还真的招引过一位“知音”。那天麦琪正在弹“满江红”,一位台湾服侍生突然出现在大厅门口,大张着眼盯着麦琪看。这位先生姓陈,有四十多岁,是负责麦琪他们这一片房间的清洁工作的。麦琪以为他有什么事,便停下来问他,他很激动地说:“你,你也会唱‘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这首岳飞填词的歌麦琪在上小学时从老妈那里学来的,当然会唱。麦琪继续弹下去,陈先生等到曲终才满意地离去。他知道麦琪来自大陆,以前见面只不过点点头而已,自打分享了那曲“满江红”后,他的话也多了起来。他跟随“海上学府”来回已经走过好几个来回了,对各种情况比较了解,每到一个停靠之地,他都会关照麦琪一些注意事项,成了麦琪的“活指南”。

日游京都

从温哥华到第一站日本走了14天,天昏昏海茫茫,虽然也就只有两个星期,可天天看海也真感到腻得快受不了了。靠近日本时先收入眼睑的是一些光秃秃的貌似坟头的小岛屿,看把船上的人给乐的,像落水人见了救生圈一样欣喜若狂,举着相机猛照,浪费了不少胶卷(那时数码相机还没有出世)。

航船按照预定的时间在9月28日下午4点抵达日本神户,在那里停靠四天。船刚停稳,憋了十几天没沾地气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涌到出口处排起了长队,等着上岸、换钱。方慈和麦琪还有林教授头天没去排队,一直等到大批人马走得差不多了,在第二天早上才悠哉悠哉地一起下得船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从前苏联请来“海上学府”教环境学的尤金教授,四个人一起到火车站买了去京都的慢车票,一张票合60多美元。从神户到京都要走1小时20分钟,而且慢车站站都停。虽然是早晨,车上乘客并不多,林教授会说几句日本话,和坐在旁边的一位绅士模样的人攀谈起来,得知他也是去京都的。中途经过横滨时停车4分钟,麦琪他们下到站台上东张西望,那位绅士也走下来,告诉林教授,说在这里可以换乘快车,站台对面停着的那趟就是。麦琪他们四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觉得这么做是不是合法呀?绅士见他们没反应,便朝他们晃了晃手中的票,大模大样地跨上了对面的快车。林教授身不由己地跟着他也跑进了车厢,回头见麦琪他们三个还站在原地未动,又赶紧跑下来,四人呆若木鸡地目送弹头快车呼啸而去,然后心安理得地回到慢车上继续往前晃。

到了京都,林教授一马当先,领着众人看见神社就朝拜,见了神像就烧香。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美国生活了四五十年,仍不忘记东方的菩萨。麦琪跟着她转了一个庙,照了几张照片,见她还要再找神社,就悄悄把方慈拉到一边说:“日本的庙和中国的庙大同小异,你要是想看以后到中国再看也不迟,这好不容易到了日本,不看别的光看庙,有什么意思?”于是方慈向林教授建议说:“咱们最好分头行动,个人按自己的路线走,回神户的时间也自便吧。”四个人这才兵分三路,挥手告别。

麦琪和方慈先去看了有名的金都,也不过就是个金黄色的阁楼而已。麦琪用出游之前特地新买的索尼相机拍了不少照片,第一次用没经验,后来发现胶卷没有装上,结果一张也没照上,以至于在麦琪的像集里就少了京都的记录。然后在街上闲逛,观察社会景象,看景色也看行人。东京街道窄小,车辆又多,拥挤不堪,使麦琪想到了上海,只是这里的行人要少得多,更没有车水马龙的自行车。日本是小车多、摩托多,总的印象就是这样。街上的路牌上有不少写的是汉字,但一个字也念不上来,这时才发觉和林教授在一起的好处。麦琪上前用英语去问路,人家用日语来回答,再接着用英语问,人家一脸的狐疑,口气也变得不耐烦起来,显然是把麦琪当成他们自己的同胞了。麦琪也无法解释,满街连一个能讲或愿讲英语的人都找不到,这和在中国的情况可大不一样哦,只好放弃。

在京都只买了一盒巧克力和几张明信片,其余的钱都送给铁路局了。回神户还是买的慢车票,进了站见了去神户的车就上,结果上的是快车,50分钟到家。吃晚饭时听到一个真实的笑话,说有个美国学生也去了京都,本来打算在那里过夜的,可不知日语的“旅馆”怎么说,便根据在老家的经验,专门找高楼大厦,见路旁有一座六层楼房,心想这一定是家大酒店了,便一头闯了进去。哪知那是一家殡仪馆,学生慌忙退出,说我现在还没有到“睡大觉”的时候呢。

郊外观光

离开日本的前一天是个星期日,上午林教授和方慈到船上的一间教室里去做礼拜。麦琪没去听弥撒,想趁停船期间去洗衣房把那么多天积攒下来的衣服洗了。船靠岸后,学生都上岸观光去了,洗衣房里空空如也,而平时船在航行中,洗衣房总被学生霸占着,即使有空闲的机子,运转也不正常,经常看到因为船身倾斜导致洗衣机里的衣物被拥挤到了一边而停机的现象。有的学生把机器开动起来后就离开了,想着过个把小时后再回来,自动洗衣机就会把衣服洗好了,谁知洗衣机可能在某个时间点因为船身倾斜导致衣物不平横而停止运转,过多长时间回来衣服也没洗好。

教室里做礼拜的神父是个法国人,约有五十岁出头,名叫米歇尔,人很和蔼可亲。每次“海上学府”经日本停靠神户时,他都会来船上做弥撒。做完了弥撒,米歇尔神父说要开车带方慈他们去校外观光,方慈赶忙跑回来叫上麦琪,于是他们一行八人,坐上米歇尔的面包车,一气开出30多公里,路上还经过了一条五公里长的隧道。

麦琪一行来到一个地道的村庄旁,站在一望无际的庄稼地上,享受着十月初秋高气爽的温和天气,远远的农家瓦屋顶上冒着缕缕炊烟,鸡不鸣狗不咬的,好一幅怡然的田园风光,一时间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迷人的秋色真像是到了世外桃源,而那喧嚣的城市也远离而去了。

米歇尔神父是个有心人,带了一篮子的食品,让麦琪他们坐在一座荒落寺庙的台阶上吃野餐。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个生物,只有麦琪他们几个“老外”的说笑声在空旷的田野上随风飘远。

吃饱喝足,把车留在庙堂前,一行人穿过细细的田埂,再去亲身领略一下难得的农村景象。路过一家房屋时,三四个儿童站在那里,身边还有一只大黄狗,静静地望着这群“外星人”(除了麦琪和林教授,其他几位都是高鼻子洋人,包括米歇尔神父在内)。林教授上前用日语和孩子们打了招呼,并把从美国带来的口香糖分给孩子们一人一片。这更引起了孩子们对他们的兴趣,在后面尾随着,直到麦琪他们走到另一家人的田地边才停下,站在那里远远地目送“外星人”离去。那只大黄狗又蹦又跳,十分欢快,却一声也没有叫,那副和气友善的面孔很招人喜爱。麦琪心里懊悔刚才把夹肉面包都一股脑地吃进肚子里,如果知道会遇到这么一条友好的狗狗,一定要留下一块来送给它。

看够了庄稼地和农舍,又沿着原路返回庙堂前。不想那群孩子却早早在他们的车旁等候,双方语言不通,无法交流,孩子们都不做声,只是静静地望着他们。林教授和另外几个人拥上前去和孩子们合影留念,麦琪在后面慢了几步,没赶上。因为有一位女士要小解,让麦琪站在一旁放哨。其实她也太心虚了,这荒郊野外的,除了他们自己这帮“天外来客”,连个鬼影都没有。

回去的路上,米歇尔神父把车开到一座山头的平坦之处,站在那里向远处眺望,那便是神户市全景和入海口了。但空气污染严重的后果,使上空压了重重的一层烟雾,看不清细节,只有远处一座山头上的高架上用霓虹灯排出的大字“神户”射发出注目的光彩。

回到船上正好是晚饭时间,方慈留米歇尔神父一起吃饭,正好也重温一下自己的法语,临别时两人互换了地址和电话号码。自那年起,每到圣诞节前夕,麦琪和方慈都给米歇尔神父寄贺卡,同时也会收到他从神户寄来的问候信,那隽秀的小字总使麦琪想起在神户时一起在郊外度过的美好时光。1995年初,神户发生了大地震,消息传来,方慈马上打电话到神户,但当时正值抢救阶段,所有对外电话线路都被切断了。后来又试图用其他方式设法打听米歇尔神父的消息,也没有成功。到了年底,方慈和麦琪期待着、盼望着,希望有一天打开信箱会看到一张贺卡和上面那熟悉、秀丽的字体。圣诞节过去了,这是自他们与米歇尔神父相识那一年起第一次没有收到从神户寄来的贺卡,留在麦琪的相册里只有几张照片,米歇尔神父微笑着坐在宁静的庙宇前,永远凝望着神户郊外那片宽广无际的蔚蓝天空和向远处延展开去的绿色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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