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自对日抗战期间,在云南宜良写成《国史大纲》一书以后,自念全部中国史中之大纲大节,已在书中揭举。循此详求,事在读者。或有谬误,亦待读者指出,再作思考。余之兴趣,遂从历史逐渐转移到文化问题上。余之研治国史,本由民初新文化运动对国史多加诟詈,略有匡正。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庶于世风稍尽补偏救弊之功。但自世界第二次大战开始,确信欧西文化亦多病痛,国家民族前途,断不当一意慕效,无所批评抉择,则盲人瞎马,夜半深池,危险何堪设想。又历史限于事实,可以专就本己,真相即明。而文化则寓有价值观,必双方比较,乃知得失。余在成都始写《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此为余对自己学问有意开新之发端。及抗战胜利,颇谓国事未定,变端莫测,因决意不返平津,亦不滞京沪,惟冀觅一静僻处,俾得潜心,以渐待时局之安定。乃重返昆明,初不料其学风嚣张,乃有大出意料之外者。又在成都患胃病,迄是不愈,乃又决意归家乡,风土饮膳,庶于余病体有助。适江南大学新创,遂留任教。而国事益动荡,日夜读《庄子》一书,为作纂笺。聊可于湖山胜境,游神淡泊,自求宁静。又以其间写此《湖上闲思录》一部。及来香港,将之付印,距今亦三十年以上矣。
此三十年中,对文化问题又续有撰述。两年来,双目失明,不能见字。报章书籍,皆已疏隔。惟尚能捉笔写稿。方撰《中西文化比较观》一书,不谓积稿已盈二十篇以上。大体皆杂忆平日心中存想,以不翻书,不引据材料为原则。忽一日,三民书局主人来索余《湖上闲思录》,将以再付剞劂。因由内人诵读一过,余逐篇听之。初不意余方今所撰,正多旧来见解,并有前所发得,而今已漫忘者。自惭学问未有进步,而国事世风,每下愈况。回忆当年太湖边一段心境,亦已有黄鹤一去不复返之状。抚今追昔,感慨何似。因念《国史大纲》一书,亦已在数年前重有改订,创为新版。今此稿又继之。敝帚自珍,际此时代剧变中,不知国人读之,亦尚谓此泥上鸿爪,复有一加顾视之意义与价值否。再为此跋,亦聊记往年飞鸿踏此雪泥之概况而已,他复何言。
一九八〇年五月七日钱穆自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八十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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