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给霍奇斯医生的家庭作业
在下午茶休息时间,我给本打了个电话,他说,他刚从学校接到了孩子们,正开车带他们去上游泳课。本的电话那边声音很嘈杂,感觉不止有三个小孩,而是有二十个小孩在不停地唧唧喳喳。他说,他被告知一堂游泳课也不能缺席。因为奥丽薇亚刚变成了鳄鱼或是鸭嘴兽或是别的什么动物。我听见奥丽薇亚咯咯直笑,喊道:“是海豚啦,土包子,笨死了。”我还听见汤姆说话的声音,他和本应该都坐在前排。汤姆带着机械的口吻说:“你现在超过时速限制五公里,现在超过时速限制四公里,现在低于时速限制两公里。”
本听起来声音紧张,但是很快活。这几周我还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声音如此快活。像开车接孩子去上游泳课这种任务,爱丽丝一般会很放心地托付给我们。我知道,本应该对自己担负着这一使命而感到欢欣鼓舞。我估计,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别人看到他,都会以为这是一个标准的好爸爸,正带着三个孩子开车兜风(只不过他可能比一般做父亲的身体更壮实,毛发更浓密一点)。
如果这件事情想太多,我就觉得很难过,所以还是不多想了。
本告诉我,汤姆刚用手机和爱丽丝通了电话。爱丽丝完全没提自己在健身房摔倒的事情,用汤姆的话说就是:“妈妈和平常差不多,就是脾气比以前坏了10%到15%。”估计这孩子现在在学校学习百分率吧。
奇怪的是,我之前完全没有想过要给爱丽丝打电话,于是马上拨打了她的手机号。
她接电话的时候,声音很奇怪,我甚至都没能认出来,还以为是护士接的电话。我说:“噢,不好意思,我想找的是爱丽丝·洛夫。”这时候,我才意识到,电话那头正是爱丽丝,她已经泣不成声:“噢,丽碧(Libby,伊丽莎白的昵称),谢天谢地,还好是你!”听她的声音,感觉她的情绪非常糟糕,真的很歇斯底里,她不停地念叨着一张照片、一些恐龙贴纸,还有一件红色的连衣裙。她说那件连衣裙她肯定穿不下,但是真的很漂亮。她还说,她在健身房里醉得一塌糊涂,她不知道为什么尼克在葡萄牙,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怀孕。她觉得现在是1998年,但是别人都说现在是2008年。我着实被吓到了。我都不记得上一次看到或者听到爱丽丝哭(或者叫我的小名),是在什么时候了。虽然这一年里,她有很多值得大哭一场的伤心事,但是她未曾在我的面前哭过。最近我们俩说起话来都客气得要命,两个人的口气都冷淡得很。
老实说,能听见爱丽丝哭,我心里感觉很好。因为这样感觉才真实。她已经有很长时间不需要我了。而被她需要,曾经是我人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一直将自己视为爱丽丝的大姐姐,以保护她不受外界伤害为使命。(霍奇斯医生,我应该多存点钱来做精神分析。)
于是我告诉她,不要担心,我马上就会赶过去,我们会把所有的事情理清楚。然后,我径直回到讲台上,向学员们宣布,我家里出了急事,得先走了,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的得力助手莱拉处理。我看了看莱拉的反应,发现她满脸通红,容光焕发,如同临危受命一般严肃。所以我可以放心地走了。
当然,医院肯定是在皇家北岸医院。
每次开车进入这家医院的停车场,我总觉得自己像是吞下了什么巨物。这个巨物的形状就像一支锚,它直接掉进我的喉咙,在我肚子的两侧展开。
还有一件事情:天空看起来总是如此浩渺,就像一具大空壳。为什么会这样?每次将车开入车库时,我总是得往上看,或许是因为我感觉自己渺小无用,或许这只跟简单的地理学常识有关,本来是上坡路,进入停车场以后就是下坡路了。
我来这里是为了爱丽丝。下车的时候,我这样提醒自己。
但是不管我往哪儿看,总是能从医院的病人脸上看到我和本的影子。这里是我们这种人出没的地方。霍奇斯医生,你要是有机会去那里的话,就留意一下我们。我们会在那里,在一个阳光明媚、冰冷刺骨的日子里,沿着小路拖着脚走回停车场,我就穿着平常那条不修身的嬉皮长裙,因为它不需要熨烫。我拉着本的手,让他领着我往前走,我则看着地上,反复地复述我的口头禅:“不要去想它。不要去想它。不要去想它。”你会看到我们站在前台填写表格,本站在我身后很近的地方,以画圈的方式揉按我的后腰。不知怎的,我感觉这些圆圈在维持我的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就像通风机。我们会在那里,被一群满脸兴奋的人挤到电梯里面,这些人是一家子,他们满手捧着鲜花,他们家生了个女儿!真是大喜。我们俩都用手护着肚子,姿势完全相同,仿佛是在将彼此抱紧,以免那家人的欢乐伤害到我们。
有一次你告诉我,它对我不会有影响,但是霍奇斯医生,它对我有影响,真的有影响。
不要去想它。
当我行走在有回音的走廊上时(鞋跟噔噔作响,空气中弥漫着可怕的煮土豆味,霍奇斯医生,你可能知道这种气味,它充斥着你的嗅觉,将你往日去医院就诊的所有回忆统统唤醒),我没有顾忌过去上医院就诊的阴影,而是将心思集中在爱丽丝的身上,不知道她是否还以为现在是1998年,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将是什么样子。我唯一可以参照的一件事情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别人的二十一岁生日宴上醉得一塌糊涂。当时我站起来,给那个过生日的男孩情深意重地祝了很多酒。我以前都没有见过他。第二天,我把当天晚上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什么也想不起来,就连隐隐约约的记忆碎片都没有。显然,我说祝酒词的时候使用了“缺乏”这个词,这让我感到困扰,因为我觉得,我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下,还从来没有说出过那个词,我甚至都不能完全确定它是什么意思。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喝得像那样烂醉如泥。我是个中毒太深的控制狂,我可不想让别人一边跟我描述我所做过的事情,一边大笑。
如果我连失去两个小时的记忆都无法忍受,那么失去十年的记忆会是什么样子?
当我寻找爱丽丝的病房号时,我突然想起,麦迪逊出生的那天,我和妈妈、弗兰妮也像电梯里那家人一样,欣喜若狂地在另一家医院里寻找着爱丽丝的病房。我们当时在走廊里几乎跑了起来,碰巧看到尼克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走着,大家都尖叫道:“尼克!”他转过身来,一边等着我们追上去,一边在原地绕着圈子跑来跑去,然后像电影里的洛奇(1)那样,做了一个双拳出击的动作。弗兰妮深情地说:“他真逗!”那时候,我正在和一个高傲自大的城市规划师约会,听了她的话,我当即决定跟他分手,因为弗兰妮绝不会说他“逗”。
我想,如果爱丽丝真的失去了过去十年的所有记忆,那她应该不记得那天的事了,也不记得麦迪逊刚出生的样子。她不会记得我们那次在病房里分享着一罐花街(2)巧克力,儿科医生正好走进来查看麦迪逊的情况。只见他娴熟地用一只手托着宝宝,将她的身子翻来翻去,就像篮球运动员在转球一样。爱丽丝和尼克不由得齐声说道:“小心!”我们都笑了,儿科医生微笑着说:“你们女儿的身体状况得到了满分中的满分,A+。”我们都鼓起掌来,庆祝麦迪逊得到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个好成绩。而他则用白色的毯子将宝宝的身子重新包好,就像打包炸鱼薯条一样,包裹得干净利落,然后将宝宝隆重地展示给爱丽丝看。
爱丽丝在这十年里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就在我开始琢磨这些往事的时候,我找到了她的病房号。我在门口看了一眼,发现她在第一个用帘子隔出来的小房间,背靠在枕头上,直直地盯着前方,双手搭在腿上。她周身全无色彩,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病号服,背后靠着一个白枕头,头上裹着白色的纱布绷带,就连她的脸色也是一片惨白。看到她如此安静,感觉很奇怪;爱丽丝一向是雷厉风行的类型。平时她总是在忙着发短信,晃动车钥匙,抓住孩子的胳膊,在他们的耳边说一些严厉的话。总之就是没完没了地忙,忙,忙。
(十年前,她还不是这个样子。她和尼克每个星期天的早上都会睡懒觉,一直睡到中午。“他们怎么抽得出时间装修那么大的房子!”我和妈妈以及弗兰妮就像大妈一样啰唆道。)
她一开始没有看见我。当我走向她时,她眨巴着眼睛。这双眼睛在她苍白的面庞上显得又大又蓝;但是,更重要的是,她看我的眼神和平常不同,但是又似曾相识,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只不过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奇怪的想法:你回来了。
霍奇斯医生,你想不想知道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她说:“噢,丽碧,你出什么事了?”
我跟你说过,它对我有影响。
不过或许只是因为脸上有皱纹的缘故。
爱丽丝终于被转移到了一间病房,还领到了病号服和电视遥控器,床边配备了一个白色的五斗橱。一位推小车的女士给她送来了一杯淡茶和四块小巧玲珑的三角形火腿奶酪三明治。之前那位护士说得没错,吃了东西之后,她感觉好些了,只不过茶和三明治完全填补不了她记忆中的巨大缺口。
当她在电话里听到伊丽莎白的声音时,她想到了自己十九岁环游欧洲时,每每给家里打电话,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声音。那次旅行对她来说是一场灾难,她假装自己的个性发生了改变——变成了爱冒险的外向型性格,喜欢整天一个人探索教堂和废墟,晚上在布里斯班的青年旅馆里与醉酒的男孩说话——但是其实,她很想家,很寂寞,常常会觉得无聊,搞不清楚列车时刻表。在地球另一边的陌生电话亭里,每每听到伊丽莎白响亮而清晰的声音,爱丽丝总会因为宽慰而感到膝下一软,她将额头贴在玻璃上,心里想着,这就对了,我是一个真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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