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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1页）

苏联该担心什么？只有它自己的萎靡、松弛与懈怠。

——莫洛托夫，1972年5月

1979年的圣诞夜，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大批苏联的机械化部队越过泰尔梅兹市附近阿姆河上匆匆搭起的浮桥，开始进入白雪皑皑的阿富汗群山之间的幽暗峡谷。苏联公民从国外的短波广播中得知了这一消息。大约在同一时间，“阿尔法”和“别尔库特”精英突击队猛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Amin）的宫殿，杀死了阿明及其家人和卫兵。克格勃成立了以阿富汗流亡共产主义者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Karmal）为首的傀儡政府。几天后，苏联的塔斯社宣布，此次入侵的原因在于极度复杂的局势，“这种局势将阿富汗革命的果实和我国的安全利益置于危险之中”。这个消息就连苏联大部分对外政策精英也感到意外。研究这一地区的专家对于此次入侵事先也没有得到通知。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杰出的学者们立即意识到克里姆林宫的那些老人的严重失策。阿富汗在历史上就是个不可征服的地方，那里生活着极端排外的穆斯林山民。不过，对于此次入侵公开表示抗议的只有一个平民，那就是苏联的异见人士和核弹之父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政治局立即把他从莫斯科赶到高尔基市，让外国记者无法采访到他。

苏联的突然入侵在世界各地造成的影响，要远大于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类似的入侵引发的震动。后者并没有中断欧洲缓和的进程，对于美苏战略武器谈判的影响也很小。1979年的这次就不同了。西欧的反应不一，但美国的报复来得是既快又狠。吉米·卡特（JimmyCarter）总统及其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认为，入侵阿富汗可能只是苏联在战略上向波斯湾突进的开端，那里可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多的地方。这显然立即威胁到了美国最为重要的利益。白宫采取了一连串的惩罚性的制裁措施，冻结并搁置了与苏联有关缓和的大部分协议、谈判、贸易以及文化交流。卡特甚至禁止将谷物卖给苏联，虽然这样的交易本来是有利可图的。他还向世界呼吁，抵制即将于当年夏季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

十五年后，从克里姆林宫的档案中发现的新的证据表明，苏联领导层没有任何进抵波斯湾的侵略计划。学者们现在认为，当时主要是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新形势引发了苏联各位领导人的反应。塞利格.S.哈里森（SeligS.Harrison）认为：“阿富汗政局的变化之快让勃列日涅夫及其幕僚始料未及。事态的发展令他们身不由己，结果也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

事后看来，入侵阿富汗的行动虽然在一开始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其实却是苏维埃帝国超负荷运行的最初的信号之一。就仿佛是要证明这一点一样，1980年夏在波兰爆发了革命。作为反共的全国性的运动，团结工会的崛起对于苏联在中欧的地缘政治地位来说，威胁要大于“布拉格之春”。但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决定不派部队，结果让波兰革命一直持续到1981年12月。在这一决策中，担心美国人报复只是个次要因素。沃伊捷赫·马斯特尼写道，“在波兰危机中，莫斯科的处置方式并没有受西方任何具体政策的重大影响”。

如果苏联入侵阿富汗是个灾难性的误判而非进攻性的计划，那是否因此要重新评估之前的整个阶段呢？正如许多有关20世纪70年代冷战的书籍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是苏联与西方缓和的“高潮”迅速回落的时期。紧张的军备竞赛一如既往，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如此；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特别是在安哥拉（1975～1976）和埃塞俄比亚（1977～1978）大打代理人战争。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认为，由于苏联插手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的“非洲之角”战争，“缓和被埋葬在了欧加登的沙漠里”。苏联对外政策的资深专家大多也都坚持认为，在1979年底之前，缓和的势头已经过去了。不过，他们把这归咎于卡特政府与克里姆林宫的各位统治者之间的误解。

仔细考察美苏两国的国内状况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缓和的势头为什么会衰退。在美国，缓和这个字眼到1975年的时候已经变了味，它成了两大政党的许多政治家抨击的对象。在与华盛顿关系恶化的问题上，人们对苏方的态度研究和探讨得较少。本章要探讨的是，勃列日涅夫在影响苏联对外政策走势和维护苏美关系良好势头方面的能力的逐渐减弱。随着他本人兴趣的减退与健康的每况愈下，官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其他诸多因素就注定了苏联在对外及安全政策上的放任自流和停滞不前，而且危险的是，还把手伸得太长。

缓和与人权

随着1972年岁末的临近，苏美“伙伴关系”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比1945年以来的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好。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并通过了一项有关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临时协议。10月签订的苏美经贸关系的一揽子协议，为苏联在对美出口方面的非歧视性贸易地位以及美国在对苏出口方面的官方信贷支持扫清了障碍。尼克松公开承诺将向莫斯科提供长期贷款。在有关越南问题的巴黎和谈的最后阶段，由于美国人与莫斯科的全方位的情报共享，秘密渠道也突然之间变得活跃起来。11月，勃列日涅夫在西方的两个重要伙伴尼克松和勃兰特都再次当选，一个是大获全胜，一个是稳稳当当。

11月20日，勃列日涅夫在病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出现在了苏共书记处。“一切都很好，”他对鼓掌欢迎的官员们说，“不管怎样，到头来获得胜利的是和平力量，而不是战争力量。”勃列日涅夫展望了为商讨欧洲安全会议的筹备工作而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预备会议。由于苏联与西德的和解，勃列日涅夫最后说，“我们推动并参与了欧洲事务的组织工作。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永远不要让它从我们的手中滑掉”。还是在11月，在苏联的坚持下，来自东、西欧的代表们，再加上苏联、美国和加拿大，就成立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一事达成了一致。在勃列日涅夫看来，它将取代北约和华沙集团，成为欧洲最高的政治组织。

总书记在1973年的上半年收获了苏联外交的丰硕成果。5月，他成为首位访问西德的苏联领导人——几十年来，苏联的宣传一直都在诋毁这个国家，说它是新纳粹主义的老巢。勃列日涅夫对于自己所见到的一切都兴奋不已，包括自己下榻的波恩附近的居姆尼希宫（PalaisGymnich），以及勃兰特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崭新的宝马跑车。由于两位领导人的良好的个人关系，政治家及实业家之间的谈判也是成果累累：苏联增加石油、天然气和棉花的供应，以换取德国的设备、技术以及梦寐以求的消费品。

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而在那里，他再一次毫不掩饰地表现出自己的兴奋和愉快。他游览华盛顿，盘桓于戴维营以及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莱门特的尼克松的家中。他还开着美国车高速行驶，身旁坐着吓坏了的尼克松；他拥抱好莱坞明星查克·康纳斯（ChuckConnors），还像儿童一样摆弄六发的玩具左轮手枪和总统送给他的牛仔腰带。但实际上，此次访问的成果非常有限。在经贸合作上依然没有任何突破。不过，在6月22日纳粹入侵苏联的周年纪念日，当他和尼克松签订防止核战争的双边协议的时候，他还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对于总书记而言，这份保证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是朝着实现他父亲愿望的方向前进的重要一步。但尼克松和基辛格却不这样看。他们后来都声称，苏联那样做是为了离间美国与北约的关系。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坚称，他第一个察觉到勃列日涅夫的倡议是“苏联人的花招，居心叵测，是想诱使我们同意放弃使用核武器，因为不管怎么说，保卫自由世界要靠这些核武器”。基辛格甚至写道，这是苏联人耍的阴招，是为了给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找理由。实际上，在签订协议的时候，基辛格和尼克松都认为它纯粹是象征性的。至于它对北约盟友的“分离”作用，他们并没有太过担心，甚至也没有跟西欧人协商。而且在当时，中国人率先发动核战争的能力与苏联人的一样，让美国人感到不安。

在勃列日涅夫的意图与其美国伙伴对于它们的感知（或至少是对它们的描述）之间的这种隔阂，反映了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信任的限度。实际上，双方都把缓和视为管制下的竞争，是对冷战的延续，只不过手段没有那么危险而已。雷蒙德·加特霍夫既是缓和的参与者，也是缓和方面的学者。他说，只要有可能，双方都想取得对于对方的单方面优势。当勃列日涅夫欢庆苏联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得到加强的时候，尼克松也正穿梭于苏联的周边国家：访问伊朗，想把伊朗国王变成美国在波斯湾的总督；访问波兰，在华约组织中重新燃起反苏的希望。

确保美国的政治家和苏联的统治者继续站在“以实力促和谈”这一熟悉的立场上的，与其说是战略考虑，不如说是国内的政治状况、意识形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在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协议签订之后，尼克松力主增加战略武器。当勃列日涅夫在西德的时候，他甚至拒绝讨论苏联即将部署的全新的“先驱者”中程导弹，也就是后来西方所说的SS-20。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认为，勃列日涅夫“是听从了得到葛罗米柯支持的我们军方领导层的建议，尤其是乌斯季诺夫”。军方对于这些可移动的、高精度的新型导弹非常自豪，并视之为对苏联四周北约基地的期待已久的回击。

在这种情况下，苏美缓和的唯一希望在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两人是否把缓和视为他们共同的事业，从而舍得在上面投入时间和政治资本。尼克松和基辛格之于缓和的确有个人的利害关系，所以才一意撇开美国政府和国会中所有其他本来也可能因此而获得荣誉的人。尽管如此，对于他们来说，缓和仍然只是许多种手段中的一种。在1972年11月之前，尼克松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并赢得连任。基辛格玩的游戏更复杂，它把中国和中东都卷了进去。而且从一开始，美国国内强烈抵制缓和的可能性就远远高于西方其他任何国家。尼克松起初还能够控制住保守的右翼势力，但水门丑闻很快就将削弱这种控制，并让尼克松的无数自由派敌人可以放心大胆地抨击缓和以及这位总统的其他所作所为。

勃列日涅夫考虑的明显不同。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开明”官员，在其日记中写道，“勃列日涅夫一生的事业主要就是这项和平主张。他想以此让人民记住他”。在可能的范围内，勃列日涅夫总是竭尽全力帮助自己的新“朋友”勃兰特和尼克松，并不顾国内反对派的抨击而力主缓和。总书记甚至考虑在三位领导人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同盟。1972年9月，他鼓动基辛格设法帮助勃兰特连任：“你我双方都希望看到[赢得大选]。”基辛格推托说，如果西德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同盟赢了，尼克松政府会“对他们施展我们的影响，不要改变政策”。

犹太移民问题是对勃列日涅夫的考验，能够看出他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其国内博弈中提供支持。自1971年以来，由于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苏联规定的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限额并不算太多。在莫斯科峰会以及通过秘密渠道与基辛格谈判之后，苏联领导层同意增加可以申请“以色列永久居留权”的限额。在1945年至1968年这段时间，只有8300名犹太人被允许离开苏联。从1969年到1972年，犹太人年均移民的数量从2673增长到29821，而且还在快速增长。要允许这么多的犹太人移居国外，勃列日涅夫必须付出相当多的政治资本，因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移居国外等同于对苏联这个“祖国”的背叛。此外，许多苏联官员都抱有反犹的偏见，对于让犹太人就这么轻易地移民很不满。1972年8月，苏联当局颁布了一条特别政令，要求凡是申请移民的犹太人，要想得到离境许可，首先必须“补偿”国家花在他们身上的教育费用。这项“用犹太人换现金”的计划，对于苏联寻求缓和这一目标来说，很快造成了灾难性的政治后果。

美国的犹太人群体借此大肆抨击苏联的反犹主义，同时也对美国的反犹主义旁敲侧击。美国媒体发起了一场猛烈的反对向苏联犹太人征收“退出税”的运动；而在美国国会，还形成了一个由犹太人、自由派和保守派联手组成的反对派，反对与苏联在贸易和金融方面的一揽子协议。一个野心勃勃想成为总统的政治家、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亨利·M.杰克逊（HenryM.Jackson）提出，美苏贸易法案的通过要以“苏联犹太人的自由”为前提。查尔斯·瓦尼克（CharlesVanik）在众议院对这一修正案表示附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意味着美国国会的风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手里拿走了他们可以给勃列日涅夫提供的大部分实实在在的“胡萝卜”：给予苏联非歧视性的贸易地位和为美国的对苏出口提供国家信贷支持。这一运动反映出美国国内对于与苏联签订的各项协议的支持是多么表面化和脆弱。它也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利益集团的力量与意识形态的影响。

起初，勃列日涅夫对于这场愈演愈烈的乱局敬而远之；他并不反对犹太人，但同时他也不想在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上引火烧身。白宫一再恳求他出手相助，这让他改变了自己的主意。在得到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支持之后，他悄悄地让克格勃和内务部免掉了大部分申请移民的犹太人，特别是中老年犹太人的退出税。奇怪的是，对于勃列日涅夫的非正式指示，各个官僚机构竟然未加理睬，所以在1973年春，有些要移民的人仍然被要求缴纳退出税。在开始实行退出税的头两个月，不到400名犹太人为了获得离开苏联的权利而缴纳了150万卢布。

华盛顿又传来了新的信号。3月20日，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从会议的文字记录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的谨慎。他必须考虑到犹太人问题的敏感性和爆炸的威力。他与同事们谈了自己对于放开斯大林给苏联犹太人文化生活设置的禁令的可行性。不过，他很快又补充说，他提这件事只是让大家考虑。结果，退出税被取消了，但只是“非正式地”，以示并非因为屈服于美国亲犹团体的游说。勃列日涅夫还与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柯西金和格列奇科达成一致：对于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某种技能的人，对于来自保密实验室和军方实验室的专家，或者顶尖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员，是不能发给退出签证让他们去以色列的。对此，他坦承是“因为我不想找事，再去和阿拉伯人争吵”。由国家强加于犹太人的整个歧视性的体制依然原封未动。

数年之后，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写道，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在犹太移民问题上的立场是“不明智的”。这种看法忽视了由于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而摆在苏联缓和设计师们面前的两难局面。对他们而言，与美国的贸易和金融协议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和实实在在的价值。与此同时，美国开出的新条件又完全无法接受，因为它们违背了平等与均势的原则，而该原则是苏联推动缓和的主要目标。他们不明白，对于对自身也有利的经济协议，美国为什么要对别的超级大国规定政治条件？要是苏联的犹太人不受限制地移民以色列，中东的阿拉伯盟友会怎么说？更棘手的是给国内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带来的麻烦：如果当局允许大规模移民，那么，说苏联是没有人离开的“社会主义天堂”，说犹太人正在融入“苏联各族人民的大家庭”，这样的宣传就会受到严重的破坏。为什么只允许犹太人移民？苏联的其他族群会怎么说？文化精英和官僚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有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对犹太人太宽大了。民族主义分子把矛头指向勃列日涅夫，说他的妻子是“犹太人”[维多利亚·勃列日涅夫（VictoriaBrezhnev）出生于卡拉派家庭，而卡拉派一贯信奉犹太教]。对于这些流言蜚语，勃列日涅夫不可能充耳不闻，它们有可能会在政治上削弱他的权威性。

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还是准备帮助尼克松对付亲犹太人的反对派，让经济与金融协议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到1973年3月，总书记在不断地与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格列奇科、内务部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NikolaiShchelokov）以及其他官员沟通，要为犹太移民问题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既让美国人满意，看上去又不像是屈服于外在的压力。在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激动地批评了那些在背后破坏他的缓和大计的苏联官员。他恳请自己的同事：“我们要么靠这个买卖赚一笔，要么继续我们本来打算对美国采取的政策。杰克逊抢先了一步。要是到头来事情朝着他的方向发展，那我们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白费了！”经过这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结果出台了专业人员移民的限额制度，并同意经由秘密渠道告知尼克松和美国的参议员，退出税将只适用于特殊情况。

但是有限的让步并没有能够平息杰克逊及其盟友的怒气。反对派得寸进尺，又要求一般的移居自由。新保守主义者，这些当时聚集在杰克逊周围，日后又跑到罗纳德·里根的共和党那边的冷战斗士，拒绝与苏联政权的任何妥协。尼克松没能摆平由犹太人、自由派和保守派联手组成的反对派，这对美苏关系来说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它排除了扩大经贸往来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多么渺茫——而扩大经贸往来本来是可以扩大美国社会支持缓和的政治基础的。而且它还助长了反对派的信心，要对缓和施以更多的打击。这个反对派很广泛，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1933年之前反对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那个运动。意识形态的原因——它在1933年时导致拒绝承认主张无神论的布尔什维主义——以及在此时凸显的人权问题，压倒了对于安全及经济利益的考虑。

这一新的形势意味着尼克松与基辛格从实用政治出发采取的对苏政策的终结。而且在苏联的异见知识分子与美国的媒体、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人权组织之间，逐渐结成了新的跨国同盟。失意的去斯大林化的倡导者、犹太人、反苏维埃的民族主义分子以及自由派民主人士，在莫斯科开始向美国记者呼吁，要求对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施压。他们把美国那些反对缓和的人，尤其是杰克逊参议员，视为自己的天然盟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也像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一样，相信缓和是苏联的险恶阴谋，认为与克里姆林宫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突然之间，勃列日涅夫的缓和大业在内部出了问题。苏联统治机器中的意识形态保守派此时可以振振有词地说，与西方恢复友好关系给政权带来了危险，因为它让美国成了苏联社会中的特洛伊木马。逮捕、精神病院和克格勃的迫害，并不能解决异见分子问题，只能火上浇油。犹太激进分子开始找苏联的驻外机构的麻烦，后来甚至向它们投掷炸弹。勃列日涅夫不时地打电话给安德罗波夫，要他“多加小心”。这位克格勃首脑对于国际舆论也出人意料地敏感起来。他担心自己这辈子会像贝利亚和自己的各位前任一样，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领导者。正如其心腹所回忆的那样，“安德罗波夫想要清清白白地离开国家安全首脑这个岗位的愿望非常强烈，以至于它很快就成了一个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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