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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月1日起,德国开始无限制潜艇战,对海面来往船只一律打击。当年2月,一艘载有900名华工的法国「阿托斯号」轮船,在地中海被德军潜艇击沉,542名华工丧生海上。
彼时谁也不会料到,这一起意外发生的惨剧,居然间接导致中国正式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阿托斯号」惨剧的消息传到国内之后,民众纷纷抗议德国军队的暴行,北洋政府也对德提出了抗议。3月初,段祺瑞召开内阁会议后,进一步宣布对德断交。而在此之前,美国也因为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严重损害其海外利益,宣布对德断交。
毫无疑问,美国的态度改变是「一战」的一大转折点。4月初齐默曼电报的泄露,更是促使美国正式对德宣战。如此一来,战争的天平大为倾斜,协约国的获胜变得愈发可期。驻华公使芮恩施更是借机反复劝说已经与德交恶的中国,可以更进一步,跟随美国的步调一起加入对德的战争中去。
美国的支持显然给了北洋政府以信心,而令他们捉摸不透的是,日本人居然也转变了画风,从连番阻挠中国参战,变为主动怂恿中国对德断交宣战。当时的中国政府并不知道,这一切背后存在一个肮脏的交易——日本态度180度的转变,完全是因为协约国与之秘密媾和的结果。
1917年2月26日,英国驻日大使葛林面见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希望日本出动海军协助他们在太平洋上对德发起攻击,帮助英国人占领德国在南太平洋上的小岛。这样英国人便会在战后的和会上给予支持,同意将德国在北太平洋上占有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的主权交给日本。
这些群岛确实是日本窥觊已久的,但他们还有更大的胃口——要求英国人保证战后可以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作为交换,他们将会改变态度,转而支持中国也参加到「一战」中去。英国政府想都没想,便私下同意了这笔利益交换。
随后,日本又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法、俄、意三国的秘密谅解协议,三国均保证日本战后可以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正是这些幕后的手段,让日本人改变了心意。
日本的态度变化,被国内一些有识之士看在眼里,他们虽不清楚其究竟,但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担忧。顾维钧便致电段祺瑞说,如今远东的国际形势,日本已然成为那个最大的威胁。甚至英法这些国家在处理中国事务时,都必须要经过日本的首肯。日本俨然以东亚霸主自居,这样的局面对中国极为不利,他们势必会产生侵吞中国的想法。
段祺瑞反问该如何应对,顾维钧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中国应该抓紧机会参战。他认为,如今国际上都在劝说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况且美国也改变了中立态度,这一切都替中国参战扫平了道路。只有通过参战成为战胜国,中国才能在战后的和会上获得一席之地,才有机会提出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进而收回失去的利权。
顾维钧的眼光是精准的,他对国际局势的剖析句句在理,这些见解正合段祺瑞的心意。
刚刚平息了府院之争及张勋复辟的段祺瑞手上已掌握了充足的权力,他在1917年8月14日发布了《大总统布告》,正式宣布中国对德、奥宣战:「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
宣战后中国虽然没有立刻直接派兵参战,只是向法国派了一个军事调查团,但大量华工的支援,以及给协约国送去的大批粮食,都无异于雪中送炭。而且,中国预备参战的军队也一直在训练中,只是未能等到正式加入战场的机会罢了。
1918年11月,德国内部爆发革命,德皇威廉二世流亡,德军只得在11月11日与协约国求和,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
11月11日当天,阿拉斯城久未响起的教堂钟声忽然敲响,交织着工厂的汽笛声和厂外的欢呼声,还有人在街头大声歌唱着。不明就里的苏连元拖着疲惫的脚步走出劳工营外,才获悉了德国停战的消息,顷刻便激动到泪流满面。几天后,他终于踏上了漫漫归途,搭船由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来到了印度洋,最后在青岛上岸,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
与此同时,一战胜利的消息也传到了国内,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在庆祝胜利的公开演讲中,身着燕尾服、头戴礼帽的大总统徐世昌难掩喜色:「我协商国兵士人民,不惮躬冒艰险,卒以公理敌强权,而获此最后之胜利。吾国力排众难,加入战团,与兹盛举,是堪欣幸!」接下来,他宣布了一系列庆祝欧战胜利的活动。
11月28日,北洋政府在古老的太和殿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来庆祝胜利,并鸣礼炮108响。徐世昌宣布各机关单位放假一日,让民众尽情享受作为战胜国一员的喜悦。整个北京「商民闻此佳信,笑逐颜开,鼓掌欢舞……顿成一种兴高采烈之景况」。
为了纪念德国的战败,兴奋的北京市民们将象征国家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碑,并由东单迁移至中央公园。蔡元培还特意发表了演讲:「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用光明主义来代他!」
此刻的中国朝野无论政府还是民间,无论学术圈还是大众媒体,都洋溢着一种朴素的思想,那便是:公理战胜强权。舆论普遍认为一战的胜利,正是公理可以战胜强权的有力证明。而这种思想之所以会如此兴盛,还要归结于一位大人物——时任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
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威尔逊,是美国著名的学者型总统。还大学任职期间,他便撰写过一系列政治学著作,强调国家间的关系应遵守道德规范和民主原则。就职总统后,他力图在其对外政策中实践一种「理念」,即国际社会应将和平与正义、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当作共同追求的一种目标与架构。
1918年1月8日时,威尔逊曾发表过著名的「十四条宣言」国会演说,提出了一系列「民族自决、公开外交、集体安全、贸易平等、船海自由、公理正义」等原则。威尔逊主张将此「十四点原则」作为战后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并大力倡导成立国际联盟来解决各国之间的事务与争端。
诚然,威尔逊本人是个标准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十四点原则」也固然有其进步、理性的一面,但究其本质,其实是要一改过去以欧洲为中心的旧世界格局,代之以美国领导的全球新世界秩序。
正是「一战」之后,美国才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大国——战争结束时,美国已由战前的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全世界黄金储备的四成,价值近四十亿的美元都汇聚到了美国国库中,世界金融中心也从伦敦转移到了纽约。美国意识到了作为世界老大的好处,这也成为其开始谋求世界霸权的起点。同时,威尔逊强势主导「十四点原则」,也意味着美国总统的权力已然超越了国会,打破了旧传统的三权制衡。《纽约论坛报》便评论说:「威尔逊只用一篇演说就改变了美国政策的全部性质,打破了它的一切传统。他把美国带回了欧洲,建立了美国的世界政策……」
自然,当时的中国上下并不会考虑到这深层的战略,大家只是觉得这个长久以来被殖民主义统治压迫的国家,终于迎来了拨云见日的那一刻。意见领袖们纷纷以最崇敬的溢美之词称颂威尔逊,赞赏他提倡的民族独立与自由,并对这位美国总统在和会上发挥作用寄予了厚望。
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参议院发表演讲时如此评价说:「威大总统从话,不是威大总统一个人的话,是替世界人类大众说话,这种主张焉有不能得最后胜利的道理?所以现在不但协约方面人人赞成,就是敌人方面也赞成了,我国全体人民,敢说是对于威大总统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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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没有一个人不赞成的!」
在海外,威尔逊的思想更是在华人留学圈里反响强烈,他本人也顺理成章地成了留学生们一致认可的新偶像。
时任留美中国学生总会会长的黄凤华在致威尔逊的亲笔信中,情绪高昂地写道:「此后世界再造和平,永弥战祸,得公领袖其间,国际新纪元,指日可待!和平席上有我公在,文明人类渴望之和平,必可成立。我公不特代表贵国而已,我公之言,盖代表全世界之公言也。此后新世界,当以和平自由为治法,国际无争,国无大小,同受平等之待遇!」
留学即将归国的胡适甚至在日记中提到,哪怕让美国人威尔逊来领导中国,也势必比中国人袁世凯的统治要好,但凡在两人中选择袁世凯的,都是中了民族主义的流毒:「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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