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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与散文（第1页）

瞧着归家路呀，美国人

从我布鲁克林寓所的窗子里，能望见曼哈顿建筑物的空中轮廓线。摩天大楼呈现出柔和的淡紫色和黄颜色，如石笋般直冲天际。自我的窗子俯视海港，可以看到灰色的东河[64]，还有布鲁克林大桥，晚上，河面和海面上会传来寥寥的汽笛声。这海岸之地，托马斯·沃尔夫、哈特·克莱恩[65]也曾生活过。我经常靠着窗子消磨时间，向外看着那些灯火和大桥上来来往往的汽车的灯光，心里想着它们。我犯了思乡病，就像他们以前也常常思念故乡一样。

这是种古怪的情感，是我脑海之中确凿无疑的思乡情怀。这是美国人的一种民族性，对于我们而言，就跟云霄飞车或者自动唱机一样自然而然。它不是单纯的对我们出生的故乡城市或国家的怀念，这情感犹如雅努斯的面孔[66]一般：我们在对至亲挚友之间的思念与对外国和外国人的热望之间被撕扯着。经常的情况是，我们产生思乡情怀最多的地方，是那些我们从来都不曾知道的地方。

所有的人都是孤独的。但是，在我看来，有时我们美国人似乎是所有人中最孤独的。我们对外国与崭新模式的饥渴如影随形，简直就像是种国民通病。我们的文学被烙上了归属与不安感的印记，我们的作家们都是伟大的流浪者。爱伦·坡转向内心来探究其中的光怪陆离，以及属于他自己的五彩缤纷的世界；惠特曼，那位高贵的流浪者，把人生看作一条宽广开阔的大路；亨利·詹姆斯[67]抛弃了他成长的故国，去英格兰拥抱那十九世纪茶室里轻快悠闲又堕落的享乐主义；梅尔维尔驱使他的亚哈船长[68]在寻找巨大白鲸的疯狂旅途中走向自我毁灭；还有沃尔夫和克莱恩，他们寻寻觅觅了整整一生，可我不清楚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终其一生寻找的究竟是什么。

这些作家，我们的代言人，他们已经死去了。虽然那港口和大桥使我本能地想到了他们，但这些日子我也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数周之前，我收到了他寄给我的一张明信片。

我的朋友名叫莱斯特，住在纽约南边的北卡罗来纳州。莱斯特大约二十来岁，身材瘦高而不协调，脸晒得黝黑，人很友善。作为长子，并且父亲早逝，他担负了家中不小的责任。他和母亲拥有美国一号高速公路上的一家小店和一个加油站，这条路从纽约一直通往迈阿密，贯通了阿巴拉契亚山脉与大西洋之间长长的海岸平原。在这条路上，有成千上万个停靠点和加油站。

莱斯特掌管油站加油泵，负责商店收银台。这个加油站在乡下，离我曾经住过的镇子大概几英里远，因此，有时候我在森林中散步时，会停下来到加油站里面去，在火炉旁边暖暖身子，再来上一杯啤酒。走出松木林，穿越冬天里灰色的野地，看到前方有亮光总是很好的。

午后时分，商店里面闲适且安静，空气里有木屑烟尘的气味，屋子里唯一的响动是座钟懒洋洋的嘀嗒摆动声。莱斯特有时会外出狩猎，然后在我喝啤酒的时候回来。他从结了霜的暮色中走来，带着那条鼻头湿湿的猎犬，他的猎袋里或许会有三两只给他妈妈在晚餐时用来油炸的鹌鹑。其他日子里，如果天气暖和的话，我就会看到莱斯利直直地坐在加油泵旁边的柳条箱上。一圈友好的苍蝇绕着他的脑袋飞舞，他在那儿等着路过的观光客停下来要他服务。

莱斯特是个伟大的旅行家，他搭了很多趟便车，见识过国内的不少地方。但是他做得最多的，还是在自己的脑海中漫游。在收银台后面的架子上，成堆叠放着《国家地理杂志》和一大摞地图册。在我刚认识莱斯特的时候，战争还远远没有开始，那时的地图也与现在不同。“巴黎，法国，”莱斯特会对我说，“那是我总有一天会去的地方。还有俄罗斯、印度，以及遥远的非洲丛林——”

莱斯特身上有种激情——一种了解世界的渴望。当谈论欧洲城市时，他睁大灰色的眼睛，目光中隐约闪烁着温驯平和的狂热。有时候当我们坐在那儿时，一辆车会开到加油泵旁边来。莱斯特对待顾客的态度因人而异：如果那司机跟他相熟，是他们这一带的人，莱斯特就不会自找麻烦、多余添事；但如果车牌显示是来自较远的地方，比如纽约或者加利福尼亚，他就会十分亲切地擦亮挡风玻璃，声音也会温柔得含混不清起来。

对于过路客人曾经去过的地方，他总有巧妙的办法从他们口中套出些相关信息来。有一次，一位曾经在巴黎待过的男人停车路过，莱斯特跟他成了朋友，迅雷不及掩耳地将他灌醉，这样，这位客人就不得不留在镇子里过夜了。

莱斯特并不常说那些他曾经真正去过的地方，但是他非常了解美国。好几年前，他去参加了美国地方资源养护队，被派遣到了俄勒冈州的密林之中。他穿过中西部的大草原，看到了夏日阳光下黄褐色的麦田，越过落基山脉，俯瞰了波澜壮阔的太平洋。

在结束了俄勒冈的一年露营之后，他跟圣地亚哥的一个叔叔一起待了一阵子。在回家的路上，他再一次搭了便车，走了条曲曲折折的路线，到亚利桑那、得克萨斯以及密西西比三角洲绕了一圈。他见识过南乔治亚州成熟时的蜜桃，发现了查尔斯顿城的慵懒的壮丽。在烟草收割之季，他及时回到了北卡罗来纳，这时已是离家两年之后了。

但是，关于这一次的放浪冒险，莱斯特却没有多说。他的憧憬热望从来不在家乡，或者说是从来不在他看过、了解过、成为他自己生命一部分的那些地方。他总是渴望着去国外，向往着难以企及的遥远国度。与此同时，待在这乡下地方使他感到愁苦万分，人站在加油泵旁边，想的却都是遥远地方的事儿。

战争开始时，莱斯特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太关心欧洲发生的事。他确信战争不会长过数个月，因为希特勒的汽油很快就会用光。而后，我在第二年春天离开了那地方，直到今年秋天收到他寄来的明信片之前，我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他在明信片中提到了烟草收割，还说他的猎犬得了癞疥病。他最后写道：“看看，我想去的那些地方都发生了什么呀！这场战争毫无疑问做成了一件事——它没留下任何地方让你犯思乡病。”

这家小店还有那个汽油泵孤零零地待在美国一号高速公路上，看起来似乎离曼哈顿的海港颇远，在战争爆发之前，莱斯特这个自由自在的年轻人好像跟我们这一时代的诗人——比如沃尔夫、哈特·克莱恩——也没有太多相似之处，然而他们的热望、他们的不安定、他们对未知事物的渴求都是一致的。

世上有成千上万个莱斯特，但是诗人却很稀少，并且这些诗人是他们所处时代和地域的精神集合体。这些诗人的世界，我们所有生活于此的人们，都被这场大灾难从今日世界中残忍地隔绝开来了。边境之域——无论是那片土地还是精神——都向他们敞开，而从此便对我们关闭了。此刻，美国已被隔绝，以我们之前从未预想过的方式。

今年，曼哈顿的港口很安静。沃尔夫和哈特·克莱恩不再在这些临海的街道上散步了——沃尔夫因为琢磨不透的热望发了狂；哈特·克莱恩为了无名之地害了病，被整个毁掉了，燃尽在酒精里。这港口，是的，现在更安静了，那些从国外来的巨大的轮船，不再常来靠港。从我窗子里看到的大部分船舶都是小型的，不会去远离海滨的地方。在秋日下午的晚些时候，柔软的薄雾给曼哈顿建筑物的空中轮廓蒙上了一层细纱，这场景让人感到分外悲凉。并且，毫无疑问的是，遥对着大西洋与远处正在抽搐痉挛的整个世界，曼哈顿建筑物的空中轮廓不仅让人感到悲凉，还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绝望。

因此，我们必须向内审视。这种非凡的情感，这种思乡病，已然重要到作为我们国民属性的一部分，应该被转换到好的方面。我们的探求者所找到过的，也即我们必须要找寻的。并且，这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伟大任务。美国很年轻，但是它不会一直年轻。像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一样，他必须和他那决裂了的家庭分别，美国现在感觉到了转变的震惊感。不过，倘使一切进展顺利，一个崭新又平静的成熟期将会到来。我们必须起草一份新的独立宣言——这次应是一份更趋向于精神层面而非政治层面的。再没有别的值得犯思乡病的地方了，我们现在必须要对我们亲近熟悉的大地报以思乡情怀，这块土地，它值得我们怀旧。

为了自由的夜巡

在这个夜晚——旧年最后的夜晚，新年第一个黎明，聆听者们遍布整个地球。大笨钟会在午夜时鸣响。但也许在上一个钟头，那钟楼本身已经受到损伤，或者被整个毁掉了。然而即使这样，人们仍将听见大笨钟的钟鸣，因为那儿正有人在专注地聆听，不是凭借耳朵的一种聆听。那种聆听会使血液暂停流动，会让人静候等待，而心脏本身此时也会全然缄默。

英格兰会在黑暗之中听到大笨钟的响声。或许在钟声响起的那个小时里，会有爆炸的咆哮声，以及轰炸机致命的喃喃低语，又或许那会是静籁无声的一夜。无论是哪种情况，钟声都会在我们心灵的耳朵中响起。以下这些人将会出现在聆听者名单之中：目不转睛地守望着漆黑海峡的哨兵；空袭庇护所中的市民；伦敦地铁隧道与站台上蜷缩着的无家可归者；还有路旁酒吧里的农民们。听见钟声的有医院病房里的伤病员和彻夜不眠的人们；有那个在某处仰着脸的、受了惊吓的孩子；有在飞机场执勤的粗犷的、红色脸庞的士兵，他会对着双手呵暖气，在结冻的硬地上踏脚，在午夜时分静静地站那么一会儿。这些人，在那个时候，将会听到钟声，那钟声会在那黑暗岛屿上的城市和全部的乡间回响。

那些回响共鸣不会停止。不是所有的地方此刻都在午夜时分，然而在那一时刻，十二声缓慢的鸣响像是贯穿了世界上的一切时空。在被打败的国家，大笨钟将会带来希望，会给那许多灵魂带来反抗的狂热悸动。并且，如果轴心国的人们也被允许去听这一鸣响的话，谁知道他们将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和疑惑呢？

在这新年时分，我们在美国的人也将是聆听者。大笨钟的声音将响遍所有的州。自俄勒冈到乔治亚，在那些舒适地品尝着盛在银杯中的煮鸡蛋的家庭里，在穷人家糟糕透了的公寓房间里，都将会听见英格兰的新年钟声。远在南方的话，则会是在夜间的早些时候了。祥和的橙色烟火会在厨房的墙面上闪烁，碗橱里会有肥肥的公猪肉和豇豆给新的一年带来好运。太平洋上旭日仍在闪耀。在北方的屋舍中，伴着户外冰雪蓝色的辉光，聚在一起的家人们会为那时刻而守候。

在这个晚上，雾中伦敦也许是灰暗的，也许清朗的月光会在冬夜寒空中投下钟楼的轮廓。然而当钟声响起时，它将会是战斗着的不列颠的心跳，必定带着严峻、深沉的回声。没错，大笨钟今年新年将会再次响起，而聆听者们将遍布整个地球。

吾邻，布鲁克林

布鲁克林，以一种体面的方式来说，是个不可思议之地。我现今居住着的街道，拥有着似乎属于十九世纪的、安静和敏感的恒久性。这条街很短，其中一端有舒适的老房子，这些房子围着雅致的外墙，后院令人身心愉快。在相邻的街区里，街道变得更加多元化，因为那儿有一个消防站，一间女子修道院，还有一家小小的糖果工厂。街道两旁长着枫树，秋天来临时，孩子们用耙子扫拢树叶，在道沟里燃起篝火。

在纽约市，如果你发觉自己真正居住在左邻右舍之中，那将是件稀奇事儿。我从隔壁的男人那儿买煤，并且对住在我屋子右侧的老妇感到强烈的好奇。她热衷于将迷了路的、饿坏了的流浪狗领回家里，除了一打这种狗之外，她还养了一只绿色的、狡猾的小猴子当作自己的宠物和首席伙伴。听人说她非常富有，又十分吝啬。拐角那家药店的老板告诉我，她曾经因为在一次小骚乱中损毁了一家沙龙的窗户而进过监房。

“直角三角形斜边长度的平方，等于——”

晚上走进街角那家药店里时，可以听到一种令人绝望的声音，在重复着如是这般的一些定理。晚餐过后，药剂师帕克先生就坐在柜台后面，为他女儿的家庭作业而艰苦奋斗——看来他女儿在学校里学得不怎么样。帕克先生拥有这家店已经三十年了，他脸色苍白，瞳色淡灰，经常把软软黄黄的小胡子都捻湿了，再梳齐理顺。他长得真像是一只猫。当我称体重时，他就偷偷摸摸踱到我的旁边，在我调整磅秤的刻度时，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偷看。我称完体重后，他总是很快地偷偷瞟上一眼，不过，他从来不会做任何评论，不会以任何方式指出他觉得我是否太轻或者太重了。

除此以外，在每一件其他事情上，帕克先生都很健谈。他一直住在布鲁克林，他的脑袋瓜就是个装着各种稀奇古怪琐碎事儿的麻布袋子。比方说吧，在离我们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一条窄巷叫“爱之巷”。“这小巷是由这名字而来，”他告诉我，“因为，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两个叫德贝弗斯的单身汉跟他们的侄女一起住在街角的屋子里，她是那样美丽，以至于她的仰慕者们半夜还在小巷里晃荡，守着篱笆给她写情书。”他说这对老叔叔是全纽约市最早在后院里种了草莓拿去卖的。想想这一家人，就是件挺惬意的事儿——客厅的彩窗玻璃在烛光摇曳下辉映着五颜六色的光彩，两位老绅士为一场棋局正费尽思量，而那年轻的侄女则端坐在踏脚木凳上，吃着草莓和冰淇淋。

“斜边长度的平方——”当你离开药店时，帕克先生的声音就会从之前停下来的地方继续响起，他的女儿会坐在那里，悲伤地嚼着她的口香糖。

将我所知道的布鲁克林与曼哈顿做比较，就好比将一位安逸又闲适的乳娘与比她聪明得多又神经过敏的妹妹进行对比一样。此处的事与物都运转得比别处要慢许多（在绝大部分主干道上，汽车仍旧在吱吱嘎嘎地慢慢行进），此处有一种恪守传统的感觉。

布鲁克林的历史并不如它表现出来的令人倍感敬意的品质一般激动人心。在上世纪中叶，很多抱持自由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居住在此，布鲁克林同时也是废奴主义运动的温床。沃尔特·惠特曼在《布鲁克林每日鹰报》工作，直到他那篇反奴隶制社论葬送了他的这份职业。亨利·瓦得·毕奇尔[69]曾在老普利茅斯教堂里不厌其烦地规劝世人。塔列朗[70]于流亡北美之际，曾居住在富尔顿大街上，每日在榆树林荫道下谨慎地散步。惠蒂尔[71]则常常待在老胡柏[72]的家里。

我到这里来后，认识的第一个布鲁克林本地人是在我屋子里做了些活儿的电工。他是个活泼年轻的意大利裔，有张热情机灵的脸，懂得在干活儿时用一种听起来很舒服陶醉的方式哼唱歌剧咏叹调。在我来的第三天，他为我工作时带来一瓶家酿的、晶晶亮的葡萄酒，因为他的第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前一天晚上刚刚降生。酒是酸酿，饮起来很爽口，酒至半酣，电工邀请我去参加一周之后在布鲁克林另一侧他家里举办的小晚宴——就在羊头湾那边。聚会真算是千载难逢，那位六十年前从意大利过来的老祖父也在这儿。晚上，这位老人在海湾里钓鳗鱼，天气好的时候，他会整天躺在后院里的一架推车里晒太阳。他长着一张富有魅力的、仿佛萨堤尔[73]一般的脸，他抱着初生婴儿时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就好像他每天都要抱着很多婴儿走来走去似的。

“他长得非常难看，这个小东西，”他不停说着，“但毫无疑问，他将会很聪明伶俐。聪明伶俐，以及——非常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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