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登又来了。他仍然很兴奋,马上又加入了谈话,他想了解一场战争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
“大多是由于一个国家严重地侵犯了另一个国家。”克罗普答道,稍稍带着点优越的神气。
于是加登装出一副听不懂的样子。“一个国家?这我可不理解。德国的一座山不可能去侵犯法国的一座山。或者说一条河流,一片树林,一块麦田,都不可能去侵犯别人家的。”
“你是真的那么愚蠢,还是在戏弄我呢?”克罗普喃喃地抱怨说。“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一个民族侵犯了另一个民族……”
“那么在这里,根本就没有我的事,”加登答道,“我自己并不觉得有人侵犯了我。”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克罗普没好气地说,“这根本不取决于你这样的乡下佬。”
“这么说,我就马上可以回家去啰。”加登坚持说,我们大家都笑了。
“啊呀,你这个人哪,他说的民族是指一个整体,是指一个国家——”缪勒嚷道。
“国家,国家,”加登鄙夷地把手指掰出响声,“宪兵,警察,捐税,那就是你们的国家。如果你讲的就是这些东西,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对,”卡钦斯基说,“这是你第一次说对了,加登。国家和祖国,这其间有着很大的区别。”
“可它们总是连在一起的,”克罗普坚持自己的看法,“没有了国家,也就不会有祖国。”
“对,可是你只要仔细想一想,我们大家差不多全是普普通通的人。而在法国,绝大多数也是工人、手工业者或是小职员。那么,为什么一个法国的钳工或鞋匠一定要攻打我们呢?不,那不过是一些统治者罢了。来到这里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法国人,而大部分法国人也完全一个样,他们没有看见过我们。他们也跟我们一个样,不会有什么人去征询关于战争的意见的。”
“那么,战争究竟为的是什么呢?”加登问。
卡钦斯基耸了耸肩膀。“一定有一些人,战争对他们有好处。”
“好吧,我可不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加登龇牙咧嘴地笑着。
“你不是,这里的任何一个都不是。”
“那么,他们又是谁呢?”加登追问着。“那对皇帝也没有什么好处。他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样样都有了。”
“那我就不好说了,”卡钦斯基答道,“他到现在为止,还不曾有过一次战争。而每一位卓越的皇帝至少得经历一次战争,否则他就不会有名了。你们去看看学校课本吧。”
“还有将军们,他们也是经过战争才出名的。”德特林说。
“甚至比皇帝都更有名咧。”卡钦斯基作证道。
“在后方肯定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靠战争发了财。”德特林含含糊糊地嘟囔着。
“我认为那是一种疫病。”克罗普说。“没有什么人特别需要它,随后它却一下子就来到了。我们并不需要战争,别人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半个世界依然都卷进去了。”
“可是他们那边撒的谎,比我们的还多咧,”我反驳道,“只要想一想俘虏身上的那些传单吧,那上面竟说我们吃比利时的小孩子。写那种东西的家伙,应当把他们绞死。他们才是真正的罪犯。”
缪勒站起身来。“不管怎么样,仗在这里打总要比在德国打好多了。你只要看一看那些弹坑!”
“话说得对,”加登表示同意,“可是根本不打仗,那就更好啦。”
他很自豪,因为这一回他毕竟胜过了我们这些只须服役一年的应征士兵[20]。而他的意见在这里确实也很典型,人们可以一再听到这种说法,而且也没法加以反驳,因为大家对所牵涉的其他一些因素,了解终究是有限的。军人的民族感情就在于:他来到这里了。可是那也正是这种感情的终结,其他的一切他就以实用的观点来评价了。
克罗普气恼地往草地上一躺。“最好还是别谈这一套无聊事。”
“谈了的确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卡钦斯基附和道。
更加糟糕的是,我们得把新发的东西几乎统统都退还,而把原来有的那些破烂衣服领回来。好东西不过是为检阅用的。
我们没有开到俄国去,却重新上了前线。路上,我们经过一片可怜的树林,枝干被折断,土地被炸开。在好几处地方,还有特别大的窟窿。“好家伙,是个什么东西把它打中了。”我对卡钦斯基说。
“迫击炮。”他答道,随后朝一棵树指了一指。
那树枝上挂着好几个死人。有一个士兵蹲在一根树杈上,头上还戴着一顶钢盔,要不他便是一丝不挂了。坐在那上面的是他的半个肢体,是他的上半身,两条腿都已经不见了。
“那是怎么回事啊?”我问。
“他的衣服都给炸掉了。”加登嘟嘟囔囔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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