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循此详求,事在读者。或有谬误,亦待读者指出,再作思考。余之兴趣,遂从历史逐渐转移到文化问题上。余之研治国史,本由民初新文化运动对国史多加诟詈,略有匡正。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庶于世风稍尽补偏救弊之功。但自世界第二次大战开始,确信欧西文化亦多病痛,国家民族前途,断不当一意慕效,无所批评抉择,则盲人瞎马,夜半深池,危险何堪设想。又历史限于事实,可以专就本己,真相即明。而文化则寓有价值观,必双方比较,乃知得失。余在成都始写《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此为余对自己学问有意开新之发端。及抗战胜利,颇谓国事未定,变端莫测,因决意不返平津,亦不滞京沪,惟冀觅一静僻处,俾得潜心,以渐待时局之安定。乃重返昆明,初不料其学风嚣张,乃有大出意料之外者。又在成都患胃病,迄是不愈,乃又决意归家乡,风土饮膳,庶于余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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